国企当家人扫描

文/汪闻

国企改革在风风雨雨之中走过不平凡的二十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客观地讲，国有企业现状实在不容乐观。据国家统计局新近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199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损亏面为40.5%，资本产出率为46.6%，净资产收益率为2.9%。国企要走出困境，以上三个指标必须比1997年分别提高24.5、25.4和2.9个百分点。要实现三年脱困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除过经营权、资金、技术、负担和体制等因素之外，国企当家人的能力素质是一个重要方面。当前，人们对国企当家人的关注和期望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到，搞好国有企业，关键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江总书记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才能在整体有了质的飞跃与提高。客观地讲，大多数国企当家人是称职的，具备了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拥护和信赖。但与社会市场经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衡量，部分经营者还存在相当差距。笔者试图对国企经营者的现状做一些并不全面的概括：

一、德才兼备型：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市场运作禀赋，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及驾驶市场能力堪称一流，同时具有崇高的成就事业动机，志向远大，富有激情。

如海尔总裁张瑞敏“不做大官要做大事”，14年呕心沥血，精心运筹，创造了享誉企业界海尔经验和“吃休克鱼”、“组建联合舰队”的海尔文化，使一个亏损147万元的小厂奇迹般地发展成为傲视群雄的特大型“家电王国”，年实现销售额162亿元，利税总额达10亿元，出口创汇额7000万美元。如今的海尔集团，兼并18家亏损企业，盘活国有资产15.5亿元，企业员工由当初的800人突增到2万人，产品横跨冰箱、空调、冰柜、洗衣机、彩电、微波炉、厨洁具、计算机、生物制药等行业，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8000多个营销网点，在128个国家和地区注册海尔商标546个。张瑞敏成为中国第一位登上美国哈佛大学讲坛的企业家，日前，被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杂志评为“亚洲五十位风云人物”，是亚洲家电企业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企业家。该杂志评价说，拥有更多的像张瑞敏一样的企业家，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还有，发誓要把长虹变成中国松下的长虹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倪润峰，立志“要做企业将军”的三星总裁汪海及“三九”的赵新光、邯钢的刘汉章、吉化的傅万才等，都是中国企业家队伍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国企改革的希望所在。

二、心有余而力不足型：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束缚，依然固守着等、靠、要的思维定势，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十分浮浅，虽然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两袖清风不贪不占，却不懂市场导向，不善于市场运作，墨守陈规，因循守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束手无策，无所适从，到头来害了企业，苦了工人。这类当家人被工人称之为“是好人但不是好厂长”。

如中国甜菜制糖行业“老大”的黑龙江阿城糖厂，是中国首家机制糖厂，已有93年的历史，曾经有着“甜蜜的岁月”，累计上缴利润和利税3亿元人民币。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汹涌波涛中，企业四代领导人市场意识淡溥，无视市场经济规律，思想观念还滞留在计划经济的套路下，办法不多，开拓不够，只是“勤勤恳恳”领着工人“埋头苦干”。结果，1992年市场糖价放开猛跌至1800元/吨，而生产成本却高达2640元/吨，这意味着工厂一生产就损亏，生产越多亏损越多，企业开工一年就背上7000万元的银行债务。到破产前，该厂累计亏损已达5.7亿人民币，欠银行本息合计7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300%。1998年6月，阿城糖厂得到国家正式批准一次性核销的银行呆坏帐高达7亿元之巨，然而即使有如此优惠的政策“搀扶”，“阿城”还是没有“站”起来。去年11月12日，经哈市中院裁定，阿城糖厂依法破产，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破产企业。

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型：迎合有招，创新无术，不找市场，专找“市长”，对下压制，对上级主管部门唯命是从，甚至隐怨虚报，作假账，在任时“一片繁荣，形势大好”，离任后漏洞百出，问题多多。这类经营者“官瘾十足”，企业成为其谋求仕进的跳板。

如辽宁某一家企业领导郑某在任职7年间，没有培育开发出一个象样的产品，企业几乎没有收入来源，已连续几年亏损，只有银行和其他企业巨额债务在身，职工5年前每人3000元的集资款本息至今分文未付。而厂长本人的坐骑却是日产“凌志400”，住的是20万元的豪华套间。凭着如此“显赫政债”郑某被上级一纸调令，摇身一变为效益极佳的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郑某“易地作官”当然一身轻松，但是苦了工人。郑某走后长时间无人敢当其留下的总经理职务，因为害怕债主盈门。即便如此，郑某的离职审计还迟迟得不到落实，最后以“亏损是肯定的，只是数额大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审计深查”而草草收场，再无下文。

与此同出一辙的还有重庆某钢铁企业集团，早在1990年就已亏损。由于其当家人陈某“巧妙”动作，不仅隐匿亏损和潜亏11.78亿元，而且还因其虚报的成绩“显赫”，企业被列入市50强工业企业之列，荣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等称号。这一严严实实的帷幕直到1998年陈某因离职审计才被拉开，真相始大白于天下。

四、“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型：心术不正，人格欠缺，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人生哲学，一旦大权在握，胆大妄为，任人唯亲，“五子（票子、车子、房子、妻子、儿子）登科”合伙打劫国有资产，企业成了他们填充欲壑、聚财敛财的聚宝盆。

如山西XX工程公司总经理杨某，1992年底上任伊始就迫不急待地培植自己的“嫡亲部队”，陆续将亲朋好友65人调人公司，其中安排在会计、人事、保管、后勤等岗位13人，担任领导职务的8人。家族关系网形成后，杨某变着法子从公司内领钱、花钱、报销钱易如反掌，如人无人之地。据审计部门调查，该公司管理极其混乱，普遍存在无领导签字、不盖收付讫章、白条下帐的现象，其中一单据无任何领导签字竟下帐4万元。杨某造假手段达到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地步。1992年到1997年四年时间内，杨某假造工资表，在无领款人签字情况下领取现金120万元；利用假发票开具招待费、住宿费、汽油费共28笔，涉及金额26万元，如在一张1760元的住宿发票前加个“1”字，便以11760万元报销；采取加大工程决算，使整个工程造价翻了一番，把项目发包给其“哥们”，在没有公开决算书的情况下，就将近80万元的工程款一次付清；杨某还伙同其弟、妹夫购买了一辆车，在公司工程队内“滥竽充数”，两位的吃、住及车用油、维修等费用全部由公司支付，两年中共从公司领取55万元的运输费，结果公司为此累计亏损470万元，价值600多万元的工程机械设备也几乎成了一堆废铁。由于杨某及其家族“蛀虫”大肆侵蚀，无度挥霍，使一个原本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累计损亏1250万元，公司一年多发不出工资，职工生活难以维继。而杨和他的同伙依然耀武扬威，来来往往车接车送，出入楼堂馆所，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就在检察机关开始受理此案将杨依法收审时，杨的家族还为其四处活动，活动期间杨家人坐公车、吃公款又花费30多万元。

五、恶意经营型：权力市场化，把企业的经营权作为市场交换条件，借经营国有资产之机，通过以次充好，高进低出等手段，贪得无厌地为自己牟取私利。

如芜湖市原市棉纺织厂厂长黄某就是一个一手葬送两个企业的败家子。黄在担任市棉纺厂厂长前曾任市服装厂厂长，置全厂生产经营于不顾，挪用500万元，只身一人到深圳炒房地产，致使全部资金淀沉，给国家造成140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企业陷入困境，职工强烈要求主管部门“换人”，黄某又走上棉纺厂厂长岗位，不仅不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地侵蚀企业资产。刚上任的第一件“实事”就是贷款100万元，用其中的20万元购买“桑塔纳”轿车一部，供自己专用，另外80万元带到上海分公司。上海公司低价从棉纺厂买出产品对外销售，外购原材料又加价卖给绵纺厂，黄某所得收益数百万元，并在上海“金屋藏娇”，全部挥霍殆尽。一次黄受托本市某企业与深圳一公司签订了购货合同并为其提供担保，货到芜市后，因与样品严重不符被该厂拒收，黄某便决定由本厂全部“吃进”，并付货款175万元，尽管本厂根本不需要这批货，但黄某却从中得到好处费7万元。在棉访厂流动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黄某为装修自己的办公室竟花去20万元。他还“鸟枪换炮”，动用61万元流动资金重新购置豪华轿车，以显示气派不凡。经查黄某给国家累计造成经济损失1000万元。“多行不义必自毙”，黄某被芜湖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痛定思痛，国有企业要以根本上走出困境，必须正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现状。“大将无能，累死三军”，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企业一把手可以兴邦，可以丧邦，不可慎乎？”。

要改变国企经营者的现状，提高经营者的素质，培养出中国现代企业家队伍，必须从文化理念和体制方面着手。

在文化理念方面：要引导经营者彻底走出官本位的误区，解开企业界的官场情结，尽快转变企业家心态，不为“做官”当“老板”。因为欲走“仕途”的经营者关心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效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将企业的物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官场资源，一旦这种转换“不经济”，要么经营者缺乏足够的激励动力（畸型激励）去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努力；要么就产生心理失衡，在缺乏必要的约束时，经营者就会以惊夺国有资产的形式来自我“补偿”，形成对国有资产的极大侵害。“于志安事件”、“诸时健事件”就是鲜活的佐证。

在制度方面：首先要形成经营者的市场生成机制——通过市场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能者放开干、贪者不让干、恶者靠边站、懒者庸者不敢干”，选拔出更多的既有市场经营能力，又有强烈事业心、政治可靠的经营者进入国有企业当家理财。其次，建立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可能理想化地设定每位经营者都成为道德完人。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创造性地探索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不同模式，如年薪制、分红制、持股及持股期权制等，最终经营者将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中得到相应的足以体现其价值的货币形式的奖励。这样有利于经营者全身心的投入，实现其个人奋斗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最大限度的结合，以鼓励企业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提高经营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