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修电话就是我的事业

早上八点刚过，西安电信局龙首分公司查修班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查修员们刚刚拿到是的障碍派修单，有的正在用电话拨叫用户，有的在整理工具。身为查修班班长的杨炳庚正专心地忙着手头的工作，50岁的他，是那种淹没在人群中便再也找不出来的人。但是，黑红色的脸，却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一双粗大的手，满是老茧。

听说记者来采访杨师傅了，马上要出工修障的班员们都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脚步，他们三三两两围着我们却不知说啥好。终于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说话了，　“杨师就是好，人好、工作好，啥都好。”话一出口，脸都红了。这话逗得其他小伙子都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炸开了锅：“杨师傅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对得起这份工资，对得起良心。”别人管不住的线务员，到他这儿就得给他个面子，因为他人没私心，为人正直，大伙儿跟杨师傅干活儿心里舒坦。

在来之前，我们曾详细看过有关他事迹的材料，他查修电话30多年，在西安北郊24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共修复电话障碍11万余件，抢修重大线路阻断达240余次，从未发生一例用户有理由申告。他曾受到局内局外无数次各种奖励，表彰；他和他的班组共收到用户赠送的锦旗、牌匾170多面。可是，当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事迹盘旋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却不知该从哪里打开这位不善言谈，只是默默抽烟的劳模心扉……

看来，我们只有从杨炳庚的爱人那里突破了。他的妻子姓何，是一位善良能干的农家妇女。从她身上我们才了解到杨炳庚的许多感人故事。那年，他们17岁的宝贝儿子出走6天，杨炳庚不但没有设法寻找，而且对谁都没说，第二天又上班了。对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做法，许多人都不理解，开始她爱人也不理解。

“当时，我一个人找了几天，没有下落，到第三天，下起了小雪，我沿着一条小路边哭边走边叫娃的名字，满肚子的怨和屈：老杨啊，你家里事不管，我没怨过，可是孩子丢了，你也不急，你想干什么呀！晚上9点多，老杨下班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娃有线索没？’我没好气的抱怨他：单位没有你就不行？工作把你忙死了，咱娃要死了也得有个尸首呀。现在可咋办？老杨一听这话，也伤心的落泪了。我知道这话说重了，我俩三十多岁才有这么个儿子，他咋能不操心呢，可这人啥都闷在心里，不爱多说。那次，他只是一个劲儿抽闷烟，第二天又骑车上班去了。直到第7天，才找到了孩子。后来，他只是说，孩子丢了，急不是办法，但是工作要是没人干，麻烦可就大哩！”

还有一次，老杨在修电话时一个闪失整个身子滑落在摩托车和墙壁之间的夹缝中，左小腿被摩托车滚热的缸体烫起了一大片水泡，晚上回来，大腿根起了碗大的疙瘩。不久，伤处开始感染，引起淋巴发炎，直到实在不能走路时，才住院。然而“不安分”的他等不急伤好又偷偷跑回单位，这以后便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气候稍有变化，已经变黑变形的伤口就发痒、流水。

老何又说，老杨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休过1天假，只是在每年的清明节，他才抽出一点时间去拜祭死去的老母亲。

许多关于杨炳庚感人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不再只是一部永远不停运作的机器，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只是他比常人更多了一份对工作，对事业的执着与责任。

在午后暖暖的阳光中，杨炳庚点燃一支烟，轻声说：“刚才，同志们说我干工作对得起这份工资，对得住良心。这话，几年前我也这么认为。可是，从前年起，我却发现我对不住这份工资。前年我参加省上劳模座谈会，西光厂的高级技师为厂研制出了许多项发明，为企业为国家节约了大的资金，人家那才叫贡献，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文底子薄，只会修个电话，以，我也常对班里的人说，你们年轻人，有的是力气，再不好好工作，让用户对电信局有意见，就是太对不住企业了。”

杨炳庚这样对大家说，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干了30年。30年中，随着电信业的飞速发展，杨炳庚所在辖区内的电话用户从原来的3000多户扩大到现在的95000余户，电话查修人员也从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1个人。与此同时，电信局对维修质量的要求也在逐年提高。“如果你一时疏忽漏修一个电话，引来一个申告，就会引起用户对整个电信局形象的不满。”这句话是杨炳庚常常告诫自己和全体班员的口头禅。

临别时，杨炳庚平静地对我们说：“干了半辈子，以前我走过的路没有斜，到现在这个年龄，已经快退休了，如果工作上再不尽心，我对不住电信局，对不住与我一块儿摸爬滚打的同志们。我一个工人，查修电话这一行，就是我的事业。”

（马新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