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有与襄汾“黑户案”

□文图/张勇　卢剑利

襄汾“黑户案”牵出“乔青天”

襄汾县张礼乡有一批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南剿匪的离退休老干部，他们虽然职业不同，但都是早年投身革命，报效国家大半辈子，如今叶落归根，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到故乡安渡晚年。他们大多数人的家属都是农村户口，这样他们归隐田园之后，那个象征着差别和待遇的城市户口，就由政府统一管理，登记在乡派出所的集体户口簿上。他们虽然身在农村，但依旧为城市居民，吃商品粮、领工资，政治上他们单独成立了党支部，有自己的老干部协会。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1990年换发粮本时，他们的户口不翼而飞，出生入死革命了一辈子却成了黑人黑户，断了口粮，领不到身份证，选民证，失去了做一个中国公民的起码权利。为此，他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先后上访县委、地委上百次，上访省委数十次，最终还闹到了中纪委。

1992年2月18日，《人民日报》以《不该发生的上访》为题披露了襄汾户口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原襄汾县交通局副局长张金兰、临汾市政府政研室干部张伟家，挺身而出自荐担当上访总代表。

在老干部们看来，他们不停的上访，襄汾县和临汾地区，乃至山西省有关部门虽然对“户口案”多次调查，但每次调查，都是原班人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想找一位能够秉公办事的干部参予案子的调查，于是不少热心人便向他们推荐了在临汾地区有名的纪检干部乔安有。

1992年5月，正是“户口案”发生两周年的一天，老干部代表李自强和伙伴一大早便骑着自行车，赶往十几里外的临汾城去找乔安有。乔安有听罢老人们的倾诉后，说：“我不能随便介入，要领导同意才行。”老同志们又去找领导，领导没同意。以后，老同志每天在地委院内静坐，要求地委同意乔安有参与调查户口案，此次上访静坐达12天。乔安有坐不住了，他主动找领导表示：“如果同意我去查案，我保证两个月内查个水落石出，无论本案涉及到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一请求没有得到组织上的批准。

十几天后，大约是地委领导们再也不能容忍老干部静坐请愿继续下去。1992年6月24日，地委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作出了处理意见：“户口丢失问题经省、地、县三级四次调查，已经查清，处理完毕，不再调查……。如有个别人不听劝阻，再为此问题继续上访，地委、行署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予理睬，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上访组织者负责。”这无异于向老干部们发出了“最后通碟”。这次会议，地委同时作出另一决定，将乔安有调离纪检委，安排到汾西水管局当干事。

地委的决定使乔安有极为震惊。

这一群上访的老同志点着名要他参与此案，完全是老同志单方面的要求，他至少当时与这件事还没有什么关系呀！他觉得很冤。1992年7月中旬，乔安有连续往太原跑了三次，向省纪检委申诉自己的冤屈。乔安有动情地说：“地委对我的调动是不正常的，事先不征求个人意见，突然动用组织手段。再说平调一个普通干事的工作，值得由地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吗？我在大学是学政史的，毕业后从事纪检工作12年，做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热爱的纪检工作不需要我，我不懂的水利工作反而需要我？老干部要求我参加查案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地区纪检委的光荣，证明人民群众还信任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一个也不认识，怎么能说我搅进去呢？”

1992年9月初，乔安有又三进太原，再次上诉，均无济于事。从此他横下了一条心，没有到水利管理委员会报到，反而加入了当初他没有答应介入的老干部“户口案”的调查和上访告状队伍，这下可真“搅进去了”。

金水桥下跪　乔安有蒙冤

虽然山西省、地、县三级对襄汾“户口案”做出了六次调查，并做出了《处理意见》，但这些老干部们仍然拿不到身份证和户口簿。面对此种情况，乔安有和老干部代表决定进京上访。

1992年9月20口，乔安有等共11位代表，相扶相携着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乔安有无数次地出入国家权力机关，新闻单位，送上访材料，找有关领导申诉，但因户口案比较复杂，牵涉方方面面领导较多，问题仍没有解决。

告了两年多，还是没户口，气冲冲的老人和乔安有想了个破釜沉舟的办法——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像跪拜喊冤，以激烈的方式向中央陈述冤情。

1992年12月20日中午，11位代表打着“毛主席啊，毛主席，快救救我们”的横幅。抱病在身的乔安有胸挂“为党求是，为民求理”的牌子，互相搀扶蹒跚地走上金水桥，在毛主席像前下跪喊冤。刚跪下没有2分钟，在金水桥值勤站岗的武警战土迅速上前，将老干部们接到天安门观礼台下的会议室里，11个人被逐个录相，中办、国办、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先后派人询问了解情况。

天安门派出所对此迅速作了处理，老人们被送往两办接济站。

1992年12月22口，中纪委派人和老同志代表见面，要求老干部回山西解决问题，老同志不同意，他们说：“就是因为山西解决不了问题才来北京告状的，只有在北京解决才行。”

12月26口，中纪委再次受理此案，并答复：“户口案第六次调查结果未与老同志见面是错误的，应立即见面，时间地点由老同志决定。”经过双方协商，中纪委再次答复，“首先将‘户口案’省地调查事实材料于1993年元月5日在临汾地区纪委会议室和上访老干部见面，张金兰、张伟家、乔安有同时参加。”其它问题回山西后解决。

协议达成后，山西省委副书记、临汾地委副书汜、襄汾县委正、副书记前往北京，将老人们接回山西，逐一送回家中。

老同志们回到山西后，等待着地委按中纪委要求的元月五日“调查材料与老同志们见面”，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而元月二日却等到了省纪委的电话通知：要求张金兰、张伟家和乔安有写出书面检查，认为他们与“户口案”毫无关系，是属于“个别从中趁机挑动闹事的人”，要求他们在各自的单位作出检查，根据认错态度，给予一定处分。

三人据理分辩，坚决不写检查。

乔安有和老同志们再次向中纪委告急。

中纪委一名副书记电话批评了山西省、地有关部门的作法。

1993年3月初，省委派出由9个部门组成的14人工作组，赴临汾、襄汾处理问题。10天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听取汇报，并代表省委提出三条处理意见：一是襄汾县清理户口工作要重新搞；二是“户口案”要再次调查；三是关于乔安有的工作问题，省委责成地委一名副书记谈话，征求个人意见，只要合理，相信地委能妥善解决的。“户口案”省委有责任，希望他协助调查组把案查清；要做好老干部的工作。

省委领导中肯的谈话让老同志又一次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但不知职能部门基于何种考虑，后来的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中纪委的指示没有被履行，老同志们始终没看到第六次调查的材料。

1993年5月，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庞大的调查组开始第七次调查后，乔安有、张金兰、张伟家被限制了自由，受到监视，乔安有等人的家里被公安查抄多次，搜走了不少上访材料。

1993年5月12日晚，公安人员同时出动，分别将乔安有、张金兰、张伟家拘留。

乔安有对记者说：“我被抓进监狱后，两个女儿在学校，学生们说我被公安抓起来，没想到老师当着学生的面说：乔安有是冤枉的，并告诫学生不要乱讲话。”

乔安有被抓进去的三个多月里，始终没有见到家里人，他的父亲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犯罪，经常到公安机关询问儿子的下落，几次都被抬出了公安局。他的妹夫到公安局说理也被拖了出去。一位他认识的“看守”对他说是“奉命行事”。就这样，乔安有，张金兰，张伟家被襄汾县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

襄汾法院审“青天”百姓万人齐喊冤

1994年2月21日，襄汾县法院在县电影院公开审理乔安有、张金兰、张伟家一案。

第一次开庭的那天上午，襄汾县电影院内外早已人如潮涌。上午9点30分，审判长宣布开庭，三被告走进法庭，乔安有带着手铐唱起了蒲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段唱：“狱——警—传似狼——啤，我迈一步——出监”。全场顿时大哗，法庭不得不休庭。

据乔安有讲，当时有关人员给他的妹妹做工作，让其劝说乔安有同意开庭，他妹妹便当庭劝说，他听后满腔怒火，心如刀绞，带着手铐打了妹妹，身患高血压，比他小二岁的妹妹顿时被打倒在地……法庭再次宣布休庭。

庭审期间，襄汾电影院早已拥挤的水泄不通，两个武警中队押送乔安有等三被告的警车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家属哭喊诉冤。“释放乔青天”，“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不断。家属和群众群情激愤，围堵了武警战士和警车，就是不让乔安有上车，在推拉的过程中，乔安有的手铐把手臂磨得鲜血直流，在场的不少群众和武警战士激动得流出眼泪，乔安有上了警车后，一位年轻的法警连忙打开手铐说：“叔啊叔，可让你受委屈了！”直到中午警车在群众的追赶下，走乡道离开襄汾，直奔临汾看守所。

这次开庭，法院采用发电影票的办法，三个被告家属每家只发10张票，限制了旁听人员，审判才得以进行下去。检察院公诉乔安有、张金兰、张伟家的主要“犯罪”事实是：以部分离退休人员的户口被某些干部占用和倒卖为由，事先共谋，聚集于天安门前下跪，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

三名被告的律师均作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首先事件案发地在北京，按照管辖权限，应由北京司法机关受理。如北京市司法机关认为由被告人居住地审理更为适宜，应将案件呈文移送，但案卷里并没有受理函，且三被告中有两人居住地并不在襄汾而在临汾，所以襄汾县法院没有管辖权；其次，案发后，天安门派出所已经就此作过处理。并出具了《事情经过及处理结果》的书面材料。因此，襄汾县司法机关在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处理结果是错误的前提下，对被告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行为，违反了同一行为不能重复处罚的原则。奇怪的事，轮到律师辩护时，扩音器却突然停电中断，但当法官宣布判决时，扩音器又奇怪地通了电。

法庭在庭审程序完成后，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宣判张金兰有期徒刑三年；乔安有有期徒刑两年；张伟家免于刑事处分。乔安有上诉到临汾中院，中院驳回了上诉并维持原判。

出狱继续上访　冤案终得昭雪

乔安有被判入狱两年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作家、记者、学者、教授、法官、律师、党政官员以及襄汾县张礼乡丢失户口的老干部等成千上万的热心人纷纷奔走呼号，上书进言，捐款送物，慷慨济助。

1995年5月12日，乔安有刑满出狱后首先想到是襄汾县“户口案”的进展情况，他继续上太原，进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为此事，他走进了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郑思源的家，敲开了中纪委一位副书记的门，而且找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仅从1996午至1997年，他领着老干部集体进北京上访无数次。

2000年，乔安有的冤案总算有了转机，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在刚刚上任50天时，就在有关会议上讲到了乔安有的案子，省委政法委书记杜玉林顶住重重压力，多次接待了关于乔安有冤案的上访申诉，并安排有关部门进行复查。

2001年7月，乔安有找到了时任临汾地委书记的樊纪亨，樊书记明确表示：关于乔安有的冤案，他指示临汾市中级法院的主要领导，不考虑背景，不考虑当时是什么人的旨意，要做到有错就纠，要尽快对此案拿出结论。

此后，临汾市中级法院为此作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中院审委会严格把关，院长王冀波排除干扰，多方协调，依法办案，有关工作人员认真查阅案卷，反复核对事实。

2001年11月29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01）临刑再终字第58号的刑事判决字，撤销了临汾市中院（1994）临刑终字第29号刑事裁定和襄汾县人民法院（1994）襄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宣告乔安有、张金兰、张伟家无罪。

2001年12月20日，临汾市襄汾县近万名干部群众聚集临汾街头，敲锣打鼓，将镌刻着题为“三个代表，永放光芒，江泽民总书记万岁，”长达上万字的石碑赠送给临汾市中院，以此来褒扬临汾市中院为乔安有等三人平反昭雪。

2002年12月2日，乔安有被恢复党籍，恢复公职，又回到临汾市纪检委工作。

至此，波及京城，震动三晋，尧都大地妇孺皆知的大冤案终告彻底平反。

采访后记

记者采访中发现，因襄汾“户口案”而蒙冤入狱的乔安有，张金兰，张伟家虽然已被平反昭雪，但户口一案仍悬而未决。据说，在乔安有和老同志十几年的上访中，上访地县数百次、省城239次，北京86次，书面反映达上千次，耗资近百万元。十几年中，省、地、县七次调查，消耗财政40多万元，如此惨重的代价却换来59位老革命仍然还是

“黑户”的现实。

2002年12月5日，记者在采访了乔安有之后，来到了襄汾县张礼乡，与老革命代表座谈，他们个个声泪俱下，无一不诉说着他们10多年的艰辛上访过程和没有户口的尴尬境地。

据了解，在老革命漫长的上访过程中，已有三名老同志积劳成疾离开人世。1997年，老革命张三星临终前，面对自己的儿子张苏保，只留了两句话：“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把我的户口追回来；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为老乔（指乔安有）伸冤！”

采访中，不少老人气愤的说：“我们南征北战，为革命奔波了大半辈子，临到老了却没想到成了黑人黑户！我们渴望自己能拿回已丢失的户口，我们渴望自己的公民权！”

老革命希望记者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户口问题，他们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解决他们的户口。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乔安有在临汾如此受老百姓拥戴，主要原因就是他从1981年就进入了临汾地区纪检委工作，他查过省地县乃至中央、中纪委批示的众多大案要案，所办案件没有一起冤假错案，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被临汾人民称为“乔青天”，“当代包公”，“党纪卫士”，“党子民牛”。

在谈到今后的打算时，乔安有说，自己在入狱前，一直在市纪检委负责案件调查，他希望今后还是一如继往地从事这项工作，挽回十多年的工作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