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迷“袖珍本”

□文/王伟瀛

今天的青少年中，很少有人没读过“口袋书”。那些64开本小书，很多充斥着言情、武侠甚至色情、暴力内容，一度泛滥成灾，以至中宣部明令严厉查处非法、黄色口袋书。当然，口袋书获此恶名，并非是因其开本小。当今50岁以上这代人，对几十年前的口袋书是很留恋的，只是那时我们不叫它口袋书，而叫袖珍本。

袖珍本的开本没有明显的界定，多是指比32开本小，50开或64开以下的小册子。为何称其为袖珍本？皆因古代人的衣袖内有兜儿，可放置物品，袖珍本就因其体积小，可藏纳于袖中而得名。袖珍本又称为巾箱本。巾箱是古人放置头巾或其他零碎杂物的小箱箧，巾箱本因其书体积较小，可放在巾箱中随身携带而得其名。巾箱本起源于何时？据葛洪为《西京杂记》写的序言中说，葛洪家失火，书籍烧尽，只有《西京杂记》藏于巾箱中得以幸免。宋代书商常印巾箱本。因巾箱不如衣袖内的兜儿更便于纳书，古代文人们多称之为袖珍本。口袋书之名来自于英语，袖珍本在英语为Pocketbook，直译就是口袋书。

袖珍本在南宋时更为盛行，皆因有些科举考试作弊者因其小巧可藏于衣袖之中，可作为夹代。在民间，流行袖珍本历书，蒙学课本、小唱本。说唱艺人或喜欢哼唱本的农家，都有不少线装袖珍本。上世纪60年代至60年代，袖珍唱本《薛刚反唐》、《秦英征西》、《罗通扫北》、《呼延庆打擂》，成为我们少年时期的文学启蒙读物，一本袖珍唱本，你借我，我传他，是为珍爱之物。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袖珍文学小丛书，64开本，封面朴素，底色草绿色、天蓝色或淡红色。本头较薄，二三角钱就可买得一册。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女神》、柔石的《二月》、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都德的《柏林之围》等都收在其中。我买的袖珍文学小丛书，至今仍有数本珍藏着。这些小册书，方便贫苦学生。本头小，放在口袋中，随时掏出就能读。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64开的袖珍本散文系列丛书，是我们中学生的心爱之书。封面典雅，版式设计大方，文章的题图、尾花，多为名家之作。一册在手，一边读好文章，一边欣赏美的题图，是一种享受。记得这套丛书中，我购过冰心的《樱花赞》、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韩北屏的《非洲夜会》、林遐的《撑渡阿婷》等20余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袖珍本散文在新中国出版史上是应大书一笔的，留给当年的读者温馨的记忆。

“文革”中的袖珍本只有《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粉碎“四人帮”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出了一些袖珍本散文，不知何因，以后就改大本的了。

袖珍本文学作品是我们这代人阅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今天泛滥成灾的口袋书与当年的袖珍本岂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