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落的硕果

□文/孔明

新民《真话真说》的书稿已经拜读。未及掩卷，就觉得有话要说。

我佩服新民。我进陕西的出版大院，晚他一年。不过眨了眨眼，十八年了。抬头不见低头见，又同做着编辑，又有相同的爱好，他的做人，他的为人，我是了如指掌的。他的敬业，他的于“业”之上的勤恳，一直鞭策着我，使我对他不能不发自内心地尊敬；他的学问，他的于工作之外的成就，又使我不敢不刮目相看。

这部书稿，是新民的一个成就，也是新民心血的一个象征，更是工夫不负有心人的一个佐证。我还不认识贾平凹的时候，记得是在职工食堂的饭桌上，我问他最佩服陕西哪个作家，他说：“贾平凹！”那语气，没有丝毫的犹豫。那时候的贾平凹还不像今天这样神一样被人敬着。其后的岁月，印证了一个事实：他对贾平凹的佩服，是令人佩服的。首先呢，矢志不渝，这难能可贵。我有幸也算贾平凹的一个朋友吧，知道贾平凹的朋友满天下，其中不乏利用者。利用，便不可能“矢志不渝”。新民是心里敬着，笔也不闲着，平凹但有新作问世，他必然要先睹为快，然后就是一篇文章，日积月累，竟充实了半部《书友贾平凹》。有敬，就有心，于是就策划、编辑了贾平凹许多的“第一部”。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新民对平凹，就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要知道平凹盛名之下，物议不免。无论平凹处在人生的低潮还是高潮，新民都心口如一始终如一地维护着他，尊敬着他，爱戴着他。没有矢志不渝的敬，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其次呢，用心良苦，不打折扣。1993年春天，贾平凹正遭遇着一种挫折，可以说内外交困，新民夫妇便邀平凹到家作客，其殷勤周到，令作陪的诸友感动。时过境迁已十年，平凹写字，新民妻为其捧茗磨墨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新民不善言辞，却善解人意，总是用自己的笔为平凹抱打不平。我后来亲近新民，看重的便是他的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三其四，恕不一一列举。佩服，便做起与贾平凹有关的事，乐此不疲。一件一件做开去，做到现在，便有了这部绝非心血来潮的著作问世。

摆在桌案上的这本书，记录了新民策划、编辑贾平凹作品的酸甜苦辣。其中有的我知道一些，有的我并不知道。知道的，当然使我感到亲切，也不由自主地感慨；不知道的，使我唏嘘长叹。我是羡慕他，告别了编辑岗位，仍能做着自己所爱的事业；戴上了官帽，写作艰辛，出书当不至于艰辛吧？现在看来，我是错了。他做着“官”，却守着做人的本分和做文人的自尊，不擅长透支自己所拥有或者想拥有就能拥有的资源，“质本洁来还洁去”，出书便不那么“随心所欲”。其中一些细节，叫人心酸。这心酸他是深深藏在心里的。所以，即使是在他心酸的日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竟然没有丝毫的察觉，即使他出那本“官司”的书所滋生的是是非非，我去上海看他，和他吃饭、访友、谒鲁迅先生墓，他都绝口未提过。我理解他。他是不肯把心酸分给朋友的，他只肯和朋友分享事业有成的快乐。

忽然就想起了清人顾炎武的诗：“天道有盈虚，智者乘时作。取果半青黄，不如待自落。”新民的这本书，便是“自落”的硕果。这怕是上天对新民执着贾平凹的眷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