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喜录

不要说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周氏兄弟、郁达夫、郑振铎那样的大家，相信每一个爱读书的人不会没有淘旧书的经历，没有上旧书店、访“冷摊”的爱好。

无权无势、囊中羞涩，并非他们访旧书逛“冷摊”的根本原因。对旧书的不期而遇，对未知的渴求，个中滋味非亲自置身其中难以体会，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

翻阅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明清民国以降，鲜有文人学士与旧书无缘的。郁达夫、鲁迅的日记除了人事交往外，基本上是一个购买旧书的记账簿；钱杏邨在抗战逃难途中，几乎是一边躲避倭寇的炸弹，一边在拣拾断章残简。这几年时兴的所谓“小散文”，岂知如今大大有名的《浮生六记》，就是学者从“冷摊”拣来的手稿。若非慧眼识珠，人间怕永远不知存留过这么一部杰作。

作为一个爱书人，如今阅读昔日这些先贤的书话类著作，每每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在他们的时代，北京的琉璃厂、天津劝业场那些鳞次栉比的书摊，那些满口学问的书老板、店员以及对文化的尊重，在经历“大革文化命”以后的吾辈眼中犹如“天方夜谭”一般。在他们的笔下，苏州、杭州不仅是自然的人间天堂，更是文化乐土。

说起淘书，吾生也晚，未赶上先贤们的文化盛世，“文革”如火如荼时又年幼无知，没从归宿是化浆池的旧书堆里发“国难财”，但上世纪80年代初却赶上那段中国少有的黄金岁月，也算占了点小便宜。

那几年，老百姓刚吃饱了肚子，城里还没有现在的“市容”、“城管”，书价又出奇的便宜。而自己刚刚从学校出来工作每月有几百大毛，在西安西门外、西大门口、文艺路上、西影路上随处随时可见的“冷摊”，便成为频频光顾的所在。那时公交没这么方便，可座下一辆除了“铃不响全响”的自行车，让它的主人随意游逛。而且每有斩获。罗曼·曼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崭新四大本，仅花了4元钱就归己有，而在南院门古旧书店里往往一部几百页的长篇名著仅要三五毛钱。记得少年读过的查禁书《保卫延安》，我仅以三毛购得，后来一位同学研究杜鹏程便送给了他。而在朱雀门里一毛钱购得的东方既白著的纪念五卅运动的《血周》，今日绝对具有收藏价值。

那时候出差机会很少，但一旦外出住下之后那怕顾不上洗脸吃饭，也要上旧书店、马路牙子上瞅瞅。别林斯基是我喜欢的一个文论家，但满涛译的文集一直缺少第二卷，成为一块心病。首次赴天津公干人家都去“水上乐园”玩，我在劝业场楼上仅以7毛钱便了了心事。类似这样的如五分钱在北京购得降价的吉田茂的《游荡的百年史》，在中国书店三角钱购得《契诃夫小说选》，在湖北襄樊火车站地摊购得奥威尔的《1984》，在南京总统府旁小贩处觅得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仅仅一年》，后又在乌鲁木齐一个维族火炉旁获得她的另一文集《致友人廿封信》，而这些书当时还是“内部发行”，仅供某些高级人士参阅，若非现身旧书摊实难睹面。

前些年卖到旧书摊上的多是个人藏书，由于主人亡故等原因昔日那些珍爱被人弃如敝履，记得省内某知名作家因爱子空难而承受不了打击撒手人寰，不到半年盖有主人藏书印的书籍以废纸价成麻袋的被卖给收破烂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