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在禹下”

□吴延飞

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问世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五年多的历史。目前大家所能看到的《反杜林论》版本，多是中央编译局的版本。但是年轻的人们，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部外国名著被译成中国文字也有七十多年。它之所以能够早早传播到我国，是与一位曾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老人分不开的。这位老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伯父吴亮平（吴黎平）。

伯父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曾与张闻天同志，合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并且，自己独立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一九三零年，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伯父遭到王明的打击和迫害，但是，伯父革命意志并未消沉，此时，他以教书为掩护，开始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译著。

当时，在上海确实是豺狼当道、白色恐怖，要秘密翻译一部二十七万字的宏伟巨著《反杜林论》，谈何容易！他所遇到的困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时值炎热的盛夏，酷暑难熬，白天，伯父乔装打扮成教师的身份，到大学里代课，以维持生计；晚上，则埋头于简陋的亭子里，挥汗译著；时刻还得提防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盯梢；饮食起居更是没有规律。另外，《反杜林论》理论艰深，文字又佶屈聱牙，要把它变成中文，却不是一件易事，伯父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为了力求译文的准确，就在德文原来版本的基础上，要经常参照俄、英、日等几种文字的版本进行翻译。就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反杜林论》，首次成功地被翻译出来，并很快在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从此，这部不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就传播扎根于中国。

一九三二年，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地结识了这位《反杜林论》的译者，并多次在一起进行研究。长征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主席对伯父说，一些东西我可以不带，《反杜林论》我却带来了，还要继续学习啊！

一九四零年，伯父将《反杜林论》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校译，后由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三年，伯父先后又将《反杜林论》的个别词句作了认真的修订，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对伯父对马列主义书籍译著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早在一九四二年，主席给何凯丰的信，就写道：“延安整风完之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大批地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我想亮平同志在翻译方面有功绩，最好还是由他主持编译部”，“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文化革命期间，伯父被诬为“王明‘二十八个半’中的人”，主席当时气愤而又动情地说：“吴亮平与王明不是同路人，他不是什么‘二十八个半’中的，三十八个半也没有他，他对革命的立场是坚定的，对党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我党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不多了，吴亮平有什么错，他有大禹治水之功啊！功不在禹下。”

一九七四年国庆节，我去看望伯父，伯父语重心长地要我要多学习，问我，“学过《反杜林论》没有？”我说，看过一遍，理论很深。伯父说，是难懂一些，文章本身论战性强，多看就能学懂。临走时，伯父送我一本他新近校译的《反杜林论》，并题写：“延飞学习用大伯一九七四、十、一”。伯父虽然早已作古，但他平易近人、爱护晚辈、关心同志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眼前；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存的。

伯父曲折坎坷而又光彩照人的一生，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正气磅礴，大义凛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作为晚辈，我们是永远怀念和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