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本意”□文/高信

1924年7月29日，鲁迅先生在西安的陕西暑期学校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完毕，颇得学员的好评。陕西省长兼督军，同时又是这次暑期学校的全力支持者刘镇华想请鲁迅先生给他的下级军士再讲演一次，就嘱学校的负责人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看是否能选一个士兵既容易了解又感兴趣的题目。鲁迅先生说，讲是可以的，但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于是在次日欣然前往，给军士讲了约半个小时的小说史。这段史实，见之于当天的《鲁迅日记》，旁证是向鲁迅先生征求意见的张辛南先生，张先生的回忆文章，就发表在1942年6月22日的《中央日报·艺林》。不久，研究鲁迅的林辰先生在考证并写作《鲁迅赴陕始末》时，注意到张辛南先生这段文字，特写信给曾偕同鲁迅赴陕的孙伏园。孙即回复道：“据我所想，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意思是，用半个多小时给军士讲小说史，鲁迅先生是用浅显通俗之法讲演的，如果用严正的方法深入地讲，当然不行。林辰先生深以为然，表示首肯。此后多年，无人对此表示疑议。

全国解放初期，单演义先生研究和撰写《鲁迅讲学在西安》一书时，他当然看到了张辛南先生的回忆文，也必然要看林辰先生转引的孙伏园的诠释。单先生也认为孙伏园的说法“固然近理”。不过，虽然认同了“固然近理”，似乎心里并不太踏实。这时的鲁迅已经被毛泽东推崇到“三个伟大”的绝对高度了。如果说，此前的鲁迅研究，更多地是从文学家、思想家角度评价和宣扬鲁迅的话，这时就有必要从伟大革命家的视角来研究评价了。在学术研究依附并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之时，鲁迅研究自难例外。鲁迅的演讲半小时小说史的史实重新被认识，不难理解。也因此，《鲁迅讲学在西安》的作者的不踏实与四十年代林辰的疑问显然大不相同：林辰疑问的是讲题之大与时间之短的问题，《鲁迅讲学在西安》作者着重的则是“三个伟大”的鲁迅，何以接受了刘镇华的邀请又何以执意要讲与当时政治不相关的中国小说史。《鲁迅讲学在西安》的作者，这次没有请教健在的孙伏园先生，他请教的是鲁迅先生的夫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的许广平。许广平很快给作者复了信，其中一句话正是顺着作者的思路来的：“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作者在《鲁迅讲学在西安》中引述了许广平的话，说这才“最合鲁迅先生的本意”。既然这种说法“最合鲁迅先生的本意”，那么，孙伏园的说法又怎能是“固然近理”呢？当然是不近理了。

许广平的说法，真的“最合鲁迅的本意”么？我以为未必。

首先，这“本意”并非出于鲁迅之口，而是许广平的猜测之词，不是亲闻，更非亲见；其次，赴陕讲学之于鲁迅，也仅仅是平平常常地讲学而已，或者可以说，是一次除讲小说史之外，附带酝酿写作小说《杨贵妃》而未能实现的失望之旅，就在回京之后的第三个月，鲁迅在《说胡须》一文辟头就说：“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可见，陕西之行，在鲁迅心里，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至于说“鲁迅对西安和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诚或如此。虽然没有直接资料证明鲁迅对“西安军阀”有多少了解，但我们据鲁迅在北京时期对军阀的态度，也可以推知，他当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在应邀赴陕西讲学这件事情上，鲁迅却并不因为这次暑期学校有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倡议、批准和关注而取不合作态度。他是把军阀与讲学区别开来对待的。倘非如此，他连赴陕也可以断然拒绝。既然应邀来讲学，而又时时“小心对待”，岂非自寻烦恼么？

这样，鲁迅先生讲小说史的本意也就很清楚了：7月29日应允第二日为军士讲演，假如讲别的什么，势必得有所准备，而鲁迅先生此时是没有时间准备的，他已决定三十日离陕（《新秦日报》7月31日已公布鲁迅拟30日离陕的消息），即使30日不离陕，也不会有时间准备，那么，讲演小说史就成为既不拂主人邀请的盛情，又毋须从容准备的惟一选择。至于鲁迅先生说“他只会讲小说史”无非自谦而已，不能当真的。“本意”如此简单，但遇到竭力拔高，上纲上线成为研究鲁迅之能事的当年，自然闹出了上述有违鲁迅本意的强作解人的事情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