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与人的尴尬

□文/韩志宽

书之与读书人，犹若氧气、水分与阳光，是一刻也少不得的。因此，嗜书如命便成为读书人一个通“病”。而君子成人之美，是读书人一项美德；君子不夺人之美，也是读书人一条戒律。于是乎，读书人之间就有了借书阅读的友好往来。

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千篇一律的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大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外”的霸道。其余文字均在“封资修”与“四旧”的另册，或被禁止，或被扫除。想要广泛涉猎，看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史书籍，真比登天还难。一是找不到，即使找到了也不敢看，怕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大帽子，而成为另类。

好在文革前（具体说是1964年四清运动以前），笔者从各种报刊杂志剪辑了不少资料，粘贴成册，竟有厚厚的五大本。内容十分庞杂，除一些优美的文学名作外，医疗保健、天文地理、奇闻轶事、花草鱼虫、史海勾沉等等，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为防丢失，我将它珍藏箱底。空闲时拿出来细细欣赏，常看常新，每每沉醉，其乐融融。

1973年，厂里分来一批大学生。其中的张某分到厂子校教中学语文。听说我是业余作者，就常来宿舍闲聊。发现我那些剪报集后，爱不释手，边翻阅边赞叹，末了提出要借走看。

我起初不肯。严正声明这是剪报集，丢失了买不到的。他一再恳求，保证看后即还，都在一个厂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实在抹不开情面，我只好将其中三本与之。

哪知自此之后，他再不来我宿舍闲聊。偶尔路上遇见，也是点头即过。与此前的亲热攀谈、依依不舍判若两人。

大约过了有半年光景，我想他总该看完了吧，忍不住向他要剪报册。他却像遗忘了似地，说那早就找不到了。见我着急的样子，他答应再找找，算是安慰我。

又过了有两个月不见回音，我问他，他理直气壮地说丢了找不到了。仿佛本来就该如此，我的催问是多此一举。那天尴尬的是我，而不是他。

再往后，他见了我就远远躲开。要是不小心碰在一起，彼此也像不认识似的。

那几册剪报他丢没丢，天知道。但对我来说确实是丢了。不仅如此，自从借书与他之后，我还丢失了一个朋友——不管他是个真朋友抑或是假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