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本报记者　杨明洲

本报周末版推出权佳果37年前进京建言的长篇传奇和后续报道后，不少读者朋友来信来电询问：这一“重量级”的典型人物是怎样发现的？权佳果平反至今已20多年了，为什么他进京上书的惊世之举此前并不为世人所知？

说来话长，我26年前作为本省共青团系统的干部，早在1979年5月渭南团地委的一次会议上，就了解到权佳果其人其事。在会后不久，我专程赶到蒲城县调查了解此事。记得当时蒲城团县委的书记是位女士，叫吴春梅，是她帮我从县法院档案室调出权佳果的’万言书”和平反前后的所有档案案卷。当我第一次看到上书中央的五万言书（手稿）时，深为权佳果的见识、胆量和勇气而震惊。我甚至难以想象，文革期间国人盲目而狂热地投入“造神”和“整人”运动之时，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关中偏僻农村，竟有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志士，竟有这样一位为救民于水火、挽社会于灾难，不怕坐牢杀头而自投罗网的勇士！他的救国救民的真知灼见，不亚于当年轰动全国的张志新、遇罗克。我甚至想象，如果当年不是将其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而是采纳了其停止文革和“工作方针转变”的见解，那众望所归的新的路线政策将会提前10年出台，中国文革十年动乱的历史将会重写……

在采访的日子里，我们登门走访了出狱后回乡当农民的权佳果，通宵达旦地翻阅和抄录着“五万言书”。权的万言书中对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阐发，对中国（包括其他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国情的分析，对中国执政党当年所执行政策，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和抨击。“万言书”不但见解精辟，分析透彻，文笔也颇佳。作为曾经盲目“迷信”过，并狂热地参加过文革的过来人，权的“万言书”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使我感动反思，扪心自问。现在打开尘封26年的采访札记，上面还赫然记载着我当年查阅案卷时所发出的感慨：

“这直往直来的话语，这发自肺腑的心声，使人深深感到，这位年轻人的革命责任感是何等强烈，性格是何等真挚大胆，对一切谬误的批判，又是何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何谓‘全面专政’，权佳果的遭遇就是对这一理论最好的说明和注释！”

“这位当年年仅22岁的年轻人，是谁给他以智慧，给他以力量，给他以无私无畏的品质和一往无前的浩然正气？！”

记得当时登门采访权佳果时，是1979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采访札记上还有这样的记载：“在如豆的煤油灯下，我端详着这位33岁的未婚青年：他完全是普通庄稼人的打扮，身着家织土布白衬衫，蓝色再生棉劳动布裤（实为劳改囚衣），中等身材，面庞微黑，显得有些消瘦。他的两只眸子深沉而有神，好象时时在思考问题。”

通过三天的深入采访和两天两夜的“爬格子”，一篇8500字的长篇通讯在蒲城团县委的办公室里赶写出来了，题目是《诚知青春秒秒贵　革命我何惜此头》。以后我又利用星期天复写了两份稿子，满怀希望地送给陕西日报、省电台各一份。记得陕报接稿的编辑是宋桂嘉，省电台接稿的编辑是郭匡燮。不久陕报就回话了，说陕报要成立报道小组，以此稿为基础再作采访。并告知我，对权公开报道前先发个“内参”送省上领导。这就是发在陕报《要情反映》（1979年34期）上的缩编稿，题目是《坚持真理的好青年权佳果》。

后来，省电台也派记者采访过权佳果，并到其被关押的莲花寺监狱了解过有关情况，但采访很快停了下来。陕报约好和我一起采写的事，也迟迟不能成行。以后听说上面有人看“内参”后发过话：象权这样的典型不宜公开报道。直到今年元月这次采访权佳果时，就省级新闻单位26年前对权佳果报道未成的缘由，我询问过现已退休在家的陕报原副总编宋桂嘉。宋的回答是，过去20多年前的事了，但权佳果这个典型，我这个当年的共青团干部送稿子，以及发“内参”的事他还记得。问到当年组织采访权佳果的计划为何夭折时，宋回答说具体上面谁说什么话记不起来了，反正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政治压力下没有报道成，那也是时代造成的。　（下转二版）

图为作者2000年去渭南看望权佳果时两人在校园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