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纪念

左联时期的冯润璋

读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成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当年左联发起成立人中，就有我省一位作家，他就是当时年仅28岁的文学青年冯润璋。几十年来，各种文学史书上鲜见他的名字，然而，岁月的尘埃埋没不了他亲历的往事，今天，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历经沧桑的左联老人。

出身农家

1902年，冯润璋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冯家沟村一个贫农家里。他祖父是个勤快的农民，平时除种庄稼，还兼卖凉皮，在一次荒年中，因无法维持生活而自缢身亡。父亲持家严谨，辛勤务农。1908年，冯润璋进入泾阳县清流区西乡里第二初等小学堂，人称之为“洋学堂”，这里课程有国文、修身、算术、体操、唱歌、游戏等，几位老师对冯润璋影响很大，激发了他学习的兴趣。3年后学堂停办，父亲让他去四川经商，他不去，半年后考上县城的高等小学堂二年级。在这里，他刻苦学习，期末考试名列第一，开始有了名气。

高小毕业后，冯润璋决定报考西安圣公会中学，这是一个基督教会办的中学，校规很严，教师讲课常用英语。冯润璋开始考上了预科，专门学习英语一年。由于家贫，很快学费就成了问题，无奈，在校方好心人帮助下，他开始勤工俭学：洗衣服、缝纫、裁剪。

后来，由于具有民主思想的校长董健吾要辞职回上海，冯润璋也想去上海。在别人资助下，他拿着周镛写给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推荐信，随董校长到了上海，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

初登文坛

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合办的大学，名流荟萃，人才济济。陈望道是中文系主任，任课的还有郑振铎、沈雁冰、刘大白、邵力子、田汉、朱湘等名家。

在这些名家的熏陶下，冯润璋和孟超、刘锡五、冯宪章等人成立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流萤社，并编辑出版《流萤》半月刊，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欢呼》、《逃兵》、《一群冤鬼》和论文《文学上的界限》、《青年文学家怎样的修养》等文章。这个刊物出了三期便停刊了，原因是人力财力单薄，难以为继。当时是1928年，冯润璋仅26岁，他用的笔名有茨石、丰庄、黑鸽子等。

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冯润璋受到许多名流的教导和启发，清楚地看到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924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左联成立

作为左联的筹备者之一，尽管时隔半个多世纪，冯润璋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他说，左联成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当时，党中央提出把上海文艺界各个团体和个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严密的组织，有统一的行动纲领的革命文艺阵线。中宣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文化委员会的书记潘汉年。由于冯润璋是名牌学校毕业，又办过刊物，他所在的党支部就把他推荐给潘汉年，参与筹备这个文学团体。他记得潘汉年主持召开了三次会议，每次他都参加了。1928年12月30日，中国著作者协会在上海北四川路广肇公学成立，大会发表了《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

第二阶段是成立上海艺术剧社。由于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立，使党发现了一批颇有才华的青年演员，几位主要领导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艺术剧社。剧社的演出震动了上海，其中最成功的是《西线无战事》。当时冯润璋是剧社的人，偶尔也参加一些演出。

第三阶段便是左联的正式成立。1929年秋天，为成立左联，冯润璋和潘汉年、夏衍、冯乃超、阿英曾两次在北四川路的公菲咖啡馆召开筹备会议。9月10日下午，20多名党员作家在虹口附近的天通阉小学召开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因为当时白色恐怖，形势严峻，成立没有公开宣传，但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拓荒者》。1930年1月10日，《拓荒者》正式出版，冯润璋在第一卷4、5期合刊上发表了小说《统舱中》。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才公开举行了左联成立大会，鲁迅先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

结识鲁迅

作为左联的发起人，冯润璋在上海期间曾和鲁迅有过几次交往。

1930年，左联成立后，相继开展了一些活动。这年秋天，画家叶沉等人举办版画展览，鲁迅先生前来参观。在这里，冯润璋第一次见到了鲁迅。由于冯润璋这时已发表过一些作品，在文学界小有名气，鲁迅先生和冯润璋进行了交谈，问到了他的家庭、出身和创作情况，并热情鼓励他多写，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1930年冬天，左联召开了一次盟员大会，鲁迅亲临会场。这是冯润璋第二次见到鲁迅。他说，鲁迅先生不但关心左联的工作，还十分关心盟员的个人生活。他回忆说，当时胡也频的爱人丁玲刚生过孩子，记得会开完后，鲁迅走到胡也频跟前，询问丁玲和孩子的健康状况，孩子的奶够不够吃。这次见面，鲁迅先生给冯润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3年春天，冯润璋和妻子吴碧云第二次来到上海，想通过创办革命刊物来宣传进步思想。这时他们想到了鲁迅。于是，他们就办刊一事向鲁迅写了一封信。先生很快复函，支持他们的想法，复函全文如下：茨石先生：

来信收到了。灾区（指陕西）的真实情况，南边的坐在家里的人，知道得很少，报上的记载，也无非是“惨不忍睹”一类的含浑文字，所以倘有切实的记录或描写出版是极好的。

不过商量办报和看文章，我恐怕无此时间和能力，因为我年纪大起来，家累亦重，没有这功夫了。但我的意见，以为：（1）如办刊物，最好不要弄成文学杂志，而只给读者以一种诚实的材料；（2）用这些材料做小说自然也可以的，但不要夸张和腹测，而只将所见所闻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就好。

此复，并颂时绥

鲁迅上

（1933年）五月二十五日

冯润璋夫妇遵照鲁迅谈的意见，创办了《洪荒》月刊。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小说《劈开来》、论文《现代中国农村概论》、诗歌《长安素描》和散文《悼小林多喜二》。还发表了鲁迅的这封信，可惜的是，刊物只出版两期，就被反动派查禁。后来，他们又改名《农村月刊》，也只出刊了两期，又被国民党查禁了。

投身革命

自从1924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冯润璋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冬天，冯润璋回西安探亲，党派他去《国民日报》做副刊编辑，同进兼省立一中语文教师。“4·12”政变后，西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一些党员开始隐蔽，冯润璋最后一次去报社时，才知道先天夜里反动派曾去抓他，他在西安东关的尊德女中躲了一个多星期，才脱险离开西安。

回到上海后，白色恐怖笼罩这里，无法开展工作，冯润璋便与几个同学去日本自学。在日本，他一边初习英语，一边参加东京支部的组织生活。不久，他见到了在东京养病的杨虎城将军，成了他家的常客。

1928年春，冯润璋回到上海，当时形势更加严峻。他又二次来到日本，但终因经济困难又于当年秋天回到上海，参与党的工作。

1930年冬天，党组织派冯润璋和许权中去天津做反立三路线工作。到天津第七天，由于叛徒出卖，冯润璋被逮捕。在狱中半年时间内，他被审问了四次，甚至用了刑。他坚持自己是来天津视察左联工作的，并解释说左联不是共产党，是文艺团体。后来，敌人便以他是左联成员的身份结了案，一月后他被无罪释放。

出狱后，他与夫人先去凤翔县省立第二中学教书，借机发展党员。后又去三原县的工业职业学校和省立三中任教。从1924年入党到1933年和党失去联系，正好是10年，这10正是他年轻气盛的时期，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从教生涯

自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冯润璋夫妇便开始了数十年的从教生涯。

如果算上在10年革命期间作为掩护的从教生活，他曾10次从事教育工作。最后一次是1949年解放后在西北军政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发展史。

1952年2月，他被调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室工作。此间，他编写了《西北农村政治教材》和一套三册《西北农村农民识字课本》，均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他被调到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工作，除继续编写一些地方教材之外，主要是编《陕西教育通迅》杂志，直到1962年退休。

退休后，冯润璋日子过得平静安祥。天有不测风云，文革中，他的家被抄，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吴碧云因遭毒打死于抄家现场，家里也被洗劫一空，他和小女儿被遣送回老家泾阳农村。在农村的十几年日子里，冯润璋倍尝艰辛，时常回想起夫人吴碧云，他在《忆吾妻吴碧云同志》一诗中写道：“相依数十年，朝夕未离远；生活相提携，事业互共勉……悠悠我心忧，此悲无终完。”悲苦之心，思念之情，跃然笔端，让人动容。

那场浩劫过去后，冯润璋平了反，夫人也昭雪伸冤，抄去的财物折了钱还给了他，户口也迁回西安，组织上将他的退休改为离休，待遇得到了落实。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他过得是幸福的。

1994年8月，冯润璋在西安家中去世。让他欣慰的是，他的文集《冯润璋文存》于去世前两年出版，内收小说、诗歌、戏剧、文论等作品数十篇。1993年9月3日，省作协还为他举办了“纪念冯润璋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大会。

□本报记者　朱碧波

1985年与丁玲等友人合影，前排左一为冯润璋，左三为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