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周至“临时党小组”

□本报记者　郝振宇　通讯员　鲁剑

去年以来，在周至出现了一个名为“周至县学习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四中全会精神监督党小组”，并以举报形式，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新闻媒体反映当地政府在违法征地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该“党小组”成员经常采取“明察暗访”的办法了解失地农民情况，此举在当地引起迥然不同反响。当地群众认为他们是反映群众疾苦，为百姓伸张正义，对此拍手称赞；而当地政府官员则认为这是个别人“兴风作浪”，想从中“渔利泄愤”。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失地农民春节遇“惊喜”

2005年春节的正月初一早上，位于终南山脚下的周至县楼观镇团标村村民段致强刚吃过团圆饺子，便听到一阵熟悉的敲门声，按当地风俗，大年初一都不出门，有谁会在这个时候给他这个平头百姓拜年贺岁呢？

段致强推开院门，只见周至县竹峪乡岭梅村原村支书赵志贤和周至县物资总公司党总支书记朱俊彪两人站在门口，冰冷的下山风将他们的脸和手冻的通红，老赵眉毛和胡子上凝结着露水，看上去真像画上的“圣诞老人”。

曾在村小学当过民办教师的段致强，因在2003年4月，该县违法征地修建“高尔夫球场”的过程中，被群众推选为代表，阻止圈地铲苗，向群众散发中央文件，当地警方以妨碍公务为名，要追究他的责任。

他闻讯逃到西安躲藏了三个多月，因没有钱又潜回家中，后在朱俊彪的引荐下，他投往居住在数十里外的共产党员赵志贤家栖身，直到2004年3月9日中央“两部”调查组赴周至后，他才回到自己家中过上正常生活。按说，他应该感谢朱、赵两位的鼎力相助，没想到还没等他有啥表示，这老哥俩反倒给他拜年来了。

见此情景，段致强激动地拉着老赵和老朱的手说：“快到屋里坐，咱弟兄几个好好喝两盅”。又冲里屋喊：“娃他妈，赶紧摆桌子弄菜，别慢怠了亲人……”。

朱俊彪知道段家的艰难，便拉住段致强，说：“兄弟，你甭张落了，我们是吃了饭来的，没别的事，我代表党小组的党员过来看望大家，一是拜年，二是了解农民群众的反映意见”。

临走时，朱俊彪顺手给了段致强的儿子100元钱，说是“压岁钱”，实际上是一点生活补助。以上情况，便是名为“周至县学习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四中全会精神监督党小组”成员访贫的一个缩影。

裕盛村63岁村民罗成云说：“我们村200亩的苗圃被毁，耕地被破坏，现有二十多亩耕地被挖成大坑，群众无法耕种，政府无人问津!”

据了解，春节期间，从大年初一至初七，“党小组”成员先后到楼观镇团标村、哑柏镇裕盛村和水河堡，看望在违法征地案中失去土地的十几名村民。最使党小组的党员挂念的是哑柏裕盛村63岁的罗成云老汉等三户无地户。政府修“神龙大道”导致裕盛村农民的200多亩苗圃花卉园被强行清除，该村27户民房和一所小学被强行拆除，群众蒙受着近千万元的经济损失。村民王庭魁家价值15万元十二间房被强拆，政府仅补给4万元，王庭魁只好盖了三间平房栖身，刘永文家四间大房被强拆无钱建房，至今栖身在不到5平方米的灶房里。该村18组、20组村民罗成云等九户20余亩精品高档花卉园被强行清除后，被挖成了30多个大坑，耕地被破坏，至今农民无法耕种，刚刚步入温饱的罗成云、李福全、胡三员3户农民成了无地户。罗老汉投资了7000元种植的2.6亩苗圃，政府每亩仅补给500元移栽费，四五月份的天气苗木卖给谁？向哪里移栽？但限期不移栽就会被政府的铲车强行铲毁，罗成云老汉抱头痛哭，长了三、四年的花卉苗木，每亩最少可卖到1.5万元，可眼下只能当柴烧，7000元的本钱非但拿不回来，白白损失3万多元。他家的承包地被毁，无地可种，罗成云老汉至今靠给别人打短工、做杂工度日。大年初一，党小组给罗成云等三户特困户送去了米、油，罗老汉拉着朱俊彪的手，感动的流着热泪说：“你是个好人，咱农民需要你这样的党员……”。

自2003年4月，周至县政府组织违法拆房征地，当地村民仅拿到一点象征性的补偿，失地农民从此生活艰难，党小组的党员对村民的关心，让他们很感动，村民们把小组成员请到家里，坐在炕上，知心话像开闸的河水，怎么说也说不完……

频繁上访促生“小组”

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自2002年以来，周至县先后发生了三起土地违法事件。国土资源部、监察部曾派出联合调查组，对该县未经批准实施征地占地、不依法补偿并拖欠征地补偿费、非法动用警力等土地违法问题进行了查处，并于2004年6月4日公布了查处结果，包括原县长倪广天在内的多名县政府领导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上访群众认为查处工作不彻底，许多主要责任人没有受到处分，加之县政府对土地复耕、损害补偿等善后工作处置不力，当地群众仍不断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上访，在这种情况下，“党小组”应运而生。

党小组成立于2004年3月20日，其全称为“周至县失地农民上访监督临时党小组”，后来改为“周至县学习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四中全会精神监督党小组”，其主要成员有63岁的周至县竹峪乡岭梅村原党支部书记赵志贤，周至县哑柏镇水河堡村党员53岁景文斌、家住水河堡73岁的原中共周至县纪检委副书记李焕东，周至县物资总公司党总支书记、县经贸局党委委员朱俊彪等。截止目前，他们已印发冠名为“周至县学习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四中全会精神监督党小组”的反映材料20多期。内容主要是揭露当地非法征地中存在的问题，干部的违法行为，中央查处工作落实情况，以及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并向中央领导同志及国土资源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央部委和新闻媒体邮寄。

据“党小组”负责人朱俊彪介绍，他们成立“党小组”的目的，主要是对当地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感到失望，希望通过这一民主形式，走访失地农民群众，查真情、讲实话，对三起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实施全方位监督，把农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如实反映给上级有关部门，以尽快解决违法征地事件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彻底查处非法行政责任人，尽快让当地农民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这一“临时党小组”，经常到村组和失地农民家中开展调查活动，然后写出“调查报告”，但都是以个人名义活动，有时还使用化名。许多农民对其中的成员比较信任，认为他们都是办事公道的合格党员。

记者经过实际调查核实，临时“党小组”和当地群众当前反映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四方面：

一、周至县政府落实中央两部委查处工作不力，部分领导干部互相推诿，土地复耕及农民建房工作进展缓慢，补偿不到位，农民反响强烈。县里还要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补办有关手续后，继续在团标村建“高尔夫球场”。县上至今未下发复耕文件，群众心中不踏实，不敢向地里投资，担心又被征占造成损失。

二、违法拘捕群众事件久拖不决。2003年7月1日深夜，周至县警方以“暴力抗法”为由，将哑柏镇水河堡村17名村民（其中段景雁等三妇女、两少女）抓捕，两名仅着内裤赤裸上身的女学生梦乡中被拽上警车，因其父亲反对征地受株连。7月31日，周至县在县体育场召开公捕大会，将景文斌、张建高、张团斌、张联孝、张党麦5人五花大绑公开逮捕后，脖子挂上“妨害公务犯罪嫌疑人”白牌子，在全县十多个乡镇游街示众后收监，10月17日周至县人民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11月6日县法院开庭审判，但未宣判，11月27日五农民被取保候审，2004年7月14日五农民被县检察院一纸“不予起诉决定书”释放，此案至今没有得到依法公正处理，群众意见很大。

三、主要责任人并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已受到查处的周至县原常务副县长、副县长等反映，周至“圈地案”是县委集体决策，他们只是具体执行者，出事后将“板子”全打在他们身上不合适。当地农民也反映，动用警力拘捕群众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但当时负有主要责任的县委书记没有被查处，他们觉得想不通。

四、“两部”调查组提出对原县长给予“行政降级处分”，而目前的情况是，原县长倪某至今继续担任西安市某部门领导职务。

是非法活动还是正当权益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确保中央的政令畅通，走到田间地头，深入民间调查，向上级领导如实反映情况，为失地受害农民和下岗职工追讨公道，原本无可厚非，但也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据“党小组”主要成员朱俊彪讲，在成立这个党小组之前，他们几名党员认真翻阅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有明文规定，即中共的最基层组织为支部委员会，三人以上的党员即可组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几名党员成立了这个临时党小组，他认为这个党小组并不是一个组织和机构，而是代表失地农民反映民情的一种形式，就是这种形式竟引起了周至县个别官员的不满，认为他们成立党小组是违法的，并采取了一些行动阻止他们的活动。

据了解，2004年6月21日，周至县纪委专门抽调干部，分别对临时党小组成员赵志贤、景文斌、李焕东进行谈话，说他们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指责他们是“周至县不安定因素”，是“非法活动”，是“渔利泄愤”。在同年6月27日召开的全县纪检监察会议上，县委领导公开点名批评朱俊彪搞“非法”活动，并严厉指责说“有人把我们告到北京，秘密党小组已非法活动几个月了，我们的干部竟然无一人向县委报告，教训深刻啊！”

2004年6月30日，周至县经贸局党委在写给县委组织部的《关于落实县委专题会议精神的实施意见》报告中很有针对性地写到：“在建党83周年来临之际，个别党员背着各级党组织成立‘周至县上访党小组’，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违犯党章，与党的组织纪律背道而驰，是一种另立组织的行为，是一种煽动上访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稳定大局的恶劣行径，必须严肃处理……”。

朱俊彪等党小组党员认为以上行为，侵犯了党员的监督举报权、参政议政权、审辩控诉权等民主权利。　（下转四版）

2003年7月1日晚3时，干警夜袭水河堡，村妇段景雁因丈夫反对征地当晚不在，她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女儿，梦乡中被赤身裸体抓上警车。面对记者的采访，她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