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事故治理为何举步维艰

不到半年时间内，我省多次发生重特大煤矿事故。煤矿像中了魔咒一样接连发生重大矿难，根源何在？原因分析起来很复杂，但归结到关键的一点，是制度的粗放，法律法规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按理说，基层管理人员，如乡镇党委、政府、乡矿管所、安监所、派出所、村委会和煤矿矿主、矿长是安全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上级各项安全措施的直接执行者。一旦发现非法采矿，按现行处理规定对这一级人员处罚得太轻，尤其是对矿主、矿长等直接管理者处罚得太轻，而对国家干部处罚得较重，要么开除公职，要么撤职，几十年的工作成绩因两处私开矿或一次事故付之东流，而矿主、矿长们只是被经济处罚，即使处以非法所得5倍罚款，与其高额利润相比，只是九牛一毛。现行法律对矿主所能制裁的仅仅是拘留15天，然后就不得不放人，不了了之。

为何私开矿的人判不了刑？据了解，如果要判刑，就要测量私开矿对资源的破坏“量”。而测量有一个难点，私开矿层层转卖、转包，被抓的人往往是百般抵赖地表示：“这家私开矿不是我先开的！”从而避重就轻，胡搅蛮缠。有的矿主，提前把钱转移账户，政府查封的只是一个空账户，根本达不到倾家荡产的目的。再者，即便出了事故，矿主多会采取私了，韩城“7·1”瓦斯爆炸事故的“黑心”矿主就是为了掩盖事故真相，向两名遇难矿工家属赔偿了15万元私了。这样的“私了”，也许在双方当事人看来，不失为一种“公平交易”：花钱者破财消灾，从而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以继续以前的营生；就遇难矿工家属而言，人死不能复活，闹个天翻地覆，不如趁着亲人尸骨未寒，抓紧从矿主身上多拿到几个钱，以补贴家用。事实上，这种做法几乎成为一些地方矿难发生后公开的秘密，等于让矿主逃过一次法律制裁的“劫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在其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据记者了解，非法采矿和违规生产，基层的乡镇、村和具体监督管理人员完全清楚，这一现象之所以能长期生存下去的原因：其一是管不住，开矿者是当地的“村霸”和“地头蛇”，没人敢管，管了也不听；其二是被收买，有些人贪图私利，与矿主勾结，充当“黑后台”和“保护伞”，通风报信，与上级检查人员“打游击”，检查时停止生产，检查人员一走又偷着生产；其三是直接参与，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遏制矿难关键是针对性创建一些制度。可以设想，如果那么多在危险的“高压线”边上徘徊的企业，不承担或是能够逃脱其安全风险成本约束的话，再密集、再高调的安全检查也难以落实。此前，已有专家谏言，借鉴国外产煤国的做法，将现行的《煤矿安全规程》、《细则》、《规范》、《标准》合一，制定一部煤矿安全生产法，使之系统地涵盖煤矿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

本报记者　刘公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