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悲剧的宪政缺陷

章敬平

关注报纸读书版的人们，可能早就注意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赵诚先生的传记作品《长河孤旅——黄万里传》，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了罕见的波澜，也受到知识分子气质浓郁的媒体的追捧。实事求是地说，就文本价值而言，这本传记并没有多少让人惊讶的突破。身处媒体圈中，我晓得媒体的兴趣，不在于黄作为黄炎培二公子的出身，也不在于他是拿过美国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教授，给人震动的是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卓尔不群的独立精神。

黄是三年前谢世的。喜新厌旧的媒体热炒一位故人，委实因为这位故人的故事，还延续在今天的现实中。

2003年，渭河流域发生五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无论是陕西省，还是中国水利部，均有官员指称渭河水灾祸起三门峡水库。惨痛的灾祸让人想起当年的黄万里。据赵诚的传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黄一个人孤独地反对三门峡建坝，并因此步入坎坷。

我以为，媒体对黄万里的青睐，和最近两年来中国的水灾，以及大坝”跃进运动”息息相关。反思渭河水灾的报道尚未结束，招来内地学术环保界非议的云南”怒江13级水坝工程”，被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喝停。正是一个个关于建大坝的公开新闻和坊间传闻，加剧了民间立场的媒体怀念黄万里的心情。善于”叶落知秋”的媒体，借此曲折表达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立场。

本来，媒体的努力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媒体对黄万里悲剧的反思，过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远离公共事务决策机制这个更为紧要的话题。两个多月过去了，媒体上以书评方式反复出现的反思主题就是黄万里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三门峡水患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机制，媒体一味地激辩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

我个人以为，对黄万里的反思应当着眼于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这是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内容。过去，我们的大坝工程看上去是科学家决策，实际上却成了政治家决策。遥想当年，三门峡水库之所以能够快速立项并上马，委实离不开“圣人出，黄河清”的封建思维。最近5年来，不少人在讴歌三峡工程的时候，依旧不约而同地从孙中山的理想和毛泽东的诗歌中，寻找”立论依据”．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东西。试想，为什么黄万里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反对派？为什么黄万里总是不停歇地给政要们”上书”？一个公民社会，是不需要上书这样的封建社会的行为方式的。一个代议制的国家，是不会人人噤若寒蝉的。

很遗憾，媒体的反思大多与公民社会、代议制无关。说得偏激一些，大家在反思中不停赞叹的士大夫精神，恰恰是我们不提倡的。数千年来，”文死谏，武死战”一直是有道义的臣子们信奉的为官准则。冒昧地说一句，我们对”死谏”这样的士大夫的精神的赞颂，潜意识中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臣民思维在作祟。

人在利害面前，多是趋利避害的。当年，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佛思案件一怒而著《我控诉》时，不同样是”千人诺诺，一士谔谔”吗？人性向来如此，高尚者只是少数，卑劣者也是少数，惟有内心存留正义但选择沉默者是大多数。左拉的愤怒最终在个案上赢得了胜利，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相对于今天固然落后但彼时却最为先进的宪政体制。

媒体想用黄万里说事，不能一味地申述士大夫精神，嘲弄曲意承上者塑造的昆德拉式的”玩笑”．重要的，是要认清黄万里人生悲剧的宪政缺陷，恢复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