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敌军斗志的人

郭丰瑞

采访他，略显吃力：84岁的老人，身体单薄，走路颤巍；浓浓的山西口音，又断断续续，只好反反复复询问；靠助听器，还要附在老人的耳根前才能交谈。但你根本无法想象，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他面对凶残的日寇，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是那样的高大，那样的坚韧不拔；他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就是老红军、原兰州军区检察院检察长郭丰瑞。在兰州军区西安兴庆干休所，记者采访了他。

抗日救国　誓死保家卫国

郭老出身在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个贫穷家庭，15岁参加了党在祈县领导的国民军官教导团。

1936年夏，日军侵占了我大片国土，在察北区扶持汉奸德王李守信成立“内蒙自治军政府”和“内蒙军总司令部”，猖狂向我绥远省侵犯。驻守在当地的傅作义率部奋起抗击，即“绥东战役”，并取得胜利，对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郭老正在平遥县段村镇中学上学，该校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他义无反顾积极参加，并宣过誓。郭老还记得誓言：我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自愿参加牺盟会，誓死不做亡国奴。还发了会章，每人一枚，别在左胸前，深感光荣和自豪。

从此，这里掀起了群众抗日高潮。这年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全国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早晨，一阵紧急集合号划破了寂静，全团人马都集合在一起，气氛十分紧张，空气都似乎凝固了。团主任韩均很严肃地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日夜盼望的抗日战争已打响了！昨天，日军在宛平城开炮轰击我驻军，我29军奋起反击。”他稍停留片刻，鼓起一股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武装保卫山西！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全团官兵齐声高呼，打着旗帜，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开进祁县城游行示威。一路上唱得最多最起劲的歌是《救亡进行曲》。从此后，郭丰瑞又加入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郭老当时在二营。

1939年，由于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太原失守。12月，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了“晋西事变”，我军冲出日军和阎锡山、蒋介石的层层包围，转入晋西北，解放了方山县，攻克了临县，阎锡山的军队遭数次重创后，再也不敢来犯。晋西北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郭老的部队改为由贺龙领导的二纵队兼晋绥军区第八分区。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对解放区的扫荡封锁，还撒播细菌，使我军民患伤寒病、疥疮病的人很多。加之物资奇缺，非战斗减员增多。随后，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实行“精兵简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根据地的敌人“挤”跑了。

学日语　做敌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俘获了不少日军，也有不少日军厌战起义投诚。加大对他们的教育和团结，成为我军当务之急。1940年冬到1942年12月，郭老被组织调到延安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学习，去做战俘的工作。回忆这段往事，郭老一脸的兴奋。

郭老说：“学员都是各部队的连排级干部，还有四百多名日军起义投诚及俘虏人员，学校就设在宝塔山半坡上的窑洞里。当时延安所有的机关、部队、学校都在延河两岸的山坡窑洞里，一到晚上，层层窑洞里灯光闪闪，好像大城市的高楼大厦，也是很壮观的。”

学校由总政敌工部直接领导，校长由敌工部长王学文兼任。课程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日文。王学文在日本留过学，教政治经济学、日文。大伙学习日语的劲头很足，这占了多半时间。为加强我军人员学日语的进度，加快日本人学中文的进度，学校还开展一帮一活动，郭老和一个叫加藤的日军人员是一帮一的“对子”。

郭老说：“加藤是农民出身，也是受苦的人。被俘虏后，我们做他的工作，宣讲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同在一个学校，我们一个月才一元零花钱，加藤他们是两元。我们吃杂粮，很少有细粮；他们每星期一次大米饭，还有肉吃，穿八路军的服装。他们也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也有党支部。当时，条件艰苦，上课没有课桌凳子，每人发一小块木板，一个马扎。上课时，坐在马扎上，把木板放在两条大腿上，大伙叫这为“活动课桌”。天热在外面学，下雨、天冷再回窑洞里学，大伙又把这叫做“气候课堂”。没有钱买学习用品，自己动手割马莲草卖给造纸厂换钱。为了改善生活，在宝塔山附近开出百十亩荒地，种豆子、谷子、南瓜、玉米等。为了过冬，我们烧木炭，纺毛线织毛衣、毛袜、毛背心，舒舒服服过了冬。”

郭老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941年8月2日，日军分三批，共27架飞机到延安，狂轰滥炸，机枪扫射，还丢下不少燃烧弹，想把敌军工作学校也炸掉。碰巧学校的张管理员到菜地除草，大家都为其捏着一把汗，敌机一走，就立即找他。可哪里也没找到，我们只好快怏而归。刚走到城门口不远，迎面碰见张管理员肩扛着大半块猪肉，老远向我们打招呼：“日本鬼子真行，是我们的好运输队长，下午改善伙食。”原来，敌机轰炸时，他跑进防空洞。敌机一走，他就出来捡了许多的弹片，然后拿去换成猪肉。学员们风趣地说：“小日本杀猪用飞机，还送来十几吨钢铁。”

郭老说：“这次日军飞机分三批轮流轰炸延安一个多小时，只炸死毛驴两头，猪一头。”

1942年12月学习结束，郭老与中日学员分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始实施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方针。

日伪军猖狂　烧杀掠夺

1943年，郭老回到第八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任干事，3月到离东县敌工站工作。该站共有四名同志，负责汾（阳）离（石）公路沿线西从薛公岭东到离石城，再向北到大武、峪口、屹洞一带，开展敌伪军14、15个据点的工作。而郭老就负责薛公岭、九里湾、吴城镇、四皓、五营庄等敌伪军据点的工作。这一段，以吴城为中心，基本属于接敌游击区。

郭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第八军分区是晋绥军区的南大门，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敌后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又接近山西日伪统治中心太原市，敌人颇为重视，因此，敌我斗争异常激烈。1940年冬，日军对第八军分区进行为期50多天的疯狂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仅交城一地被杀害的群众达3042人，被杀致绝户的108户，烧毁房屋2000余间，抢走杀死耕牛及驴3700多头。”

说到这，郭老显出十分气愤的样子，又一字一句地说：“日军在南沟村将82名老百姓集中起来，用干柴围成一圈烧，又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杀害60多人，实在是太残忍了。敌人还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使我八分区形成被包围、分割、封锁的局面，到1942年底，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90%以上，处境极其困难。”

郭老到吴城一带时，这里驻有日伪军各一个中队，薛公岭驻有两个日军小队，一个伪军中队，四皓驻有日伪军各一个小队，九里湾驻有伪军一个小队，上述驻军都是由吴城佐佐木大队管辖。敌人兵力足，气焰嚣张，经常出来扫荡、掠夺。有时还三三两两跑到离据点十几里以外的村庄抢粮、抓鸡、欺辱妇女。就连伪村公所、维持会也依仗敌人势力，敲诈勒索百姓，无恶不作。一天，一百多日伪军又来抢劫。郭老所在的部队立即将其包围，给予歼灭性的打击，还俘获日军两名重伤员。灭了敌人的气焰，提高了群众抗战的热情。

单个“教育”清除伪政权

要“把敌人挤出去”，这在当时敌我斗争条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摧毁敌伪政权，建立并巩固革命政权。

郭老说，他们也打了几个小仗，取得了胜利，但敌伪人员还很嚣张。吴城敌据点的汉奸陆世柱没过几天，又带着一帮人到上丰村要粮要夫（民工），还把村长打骂一顿，并说：“上次八路军在下丰村打皇军，你知情不报，皇军要来报复。”并扬言要把村长抓走。郭丰瑞和另一名同志得知此事，立即赶到，缴了那家伙的枪，捆了起来。郭丰瑞指着那家伙的脑袋说：“你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马上送县政府枪毙！”那家伙吓坏了，“扑嗵”一声跪在地下，又是磕头，又是求饶。他哭诉着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是想混口饭吃，我保证今后再不跟小日本，再不使坏了。”

郭老说，他们也知道陆世柱是穷苦人出身，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就给他讲敌我形势，指明一条出路。经敌伪村长（我们的人）出面担保，把枪还给他，让他走了。以后，他按约给我方送情报，就连敌人的报纸、杂志、文件他都设法送出来。我们也给他编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迷惑敌人，也打了不少的胜仗。从此，日伪军除大扫荡外，再不敢三三两两地外出骚扰。

郭老接着又讲了另一件事：当地有个陈家庄，伪村长依仗日伪军的势力，吃喝嫖赌，坏事做全了。村里的百姓都怕他，给他起了个绰号“蝎子鬼”。可这家伙人际关系广，又会做生意，也给八路军买过一些急需的物资。我们一面打击其仗势欺人的恶劣行为，同时又争取他为我们做事。一次，郭老和一名武工队员住在该村。天还没亮，郭老他们刚出院门，就见敌人包围过来。郭老见敌人多，不敢恋战，打了几枪，顺着一条沟出了村。事后才得知是“蝎子鬼”给敌人送的情报。不几天，郭老等人将其抓到王治村进行教育，告诉他，死心塌地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次罪行已记在“罪行簿”上，记一个黑点，到时一起算总账。但你只要为抗日做了好事，也记在“功劳簿”上，记一个红点。随后，我们放了他。这家伙以后还真做了不少的好事。1944年秋，我们发动群众有组织地到吴城据点夺粮，就是他送的情报。他还为我们在敌战区买了不少布匹、医药、子弹等一批急需物资。就这样我们也把距吴城七、八里的陈家庄的伪政权也改造过来了。

孤身闯敌堡　宣传抗日政策

郭老虽说个头不高，显得单薄，但一身是智慧和胆量。

陈家湾据点驻有一小队伪军，士兵大都是从附近抓来的农民，班长是附近三交村的人。郭老通过其父母、妻子争取他，又经伪军士兵的亲友做好了其他几个士兵的工作。

郭老曾三次孤身进炮楼作伪军的工作，伪军班长对郭老说：“我知道八路军的政策，过去走错了路，今后一定‘人在曹营心在汉’，为打小日本做点事。”

在炮楼里，郭老给他们讲政策，讲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抗日的军队，是老百姓的队伍；讲为日军干事没有好下场；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只有里应外合打击日军侵略者，才是惟一的出路的道理。还经常把我军胜利的捷报、传单拿去给他们看。当他们得知我军围歼日军一个大队800余人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地说：“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还商量为八路军做一点事。这些伪军除送情报、收集敌伪资料、报纸、杂志公文外，只要回家，总是带上几颗子弹或手榴弹，让家人送来。一次，这小队伪军跟随日军扫荡，日军抢了许多的牛羊交给伪军看管。结果，走在半道上，伪军将牛羊放跑了。游击队的弹药不够，伪军就设法送来弹药。为防备日军发觉，我们还用空弹壳换取他们的弹药。战士们风趣地说：“敌人的碉堡成了我军的弹药库！”到1945年，这个碉堡大多数士兵开了“小差”。

开展政治攻势“日反战同盟”参加

1943年中秋节，郭老他们对日伪军开展了另一场政治攻势。

他们统一制作“慰问袋”，里面装有月饼、糖果、纸烟、日用品和日本在华反战同盟的宣传品等东西，挂在碉堡的铁丝网上，喊话告诉日伪军：受在华反战同盟的委托，给你们送来慰问袋，祝贺你们过节。第二天，从碉堡传出消息：日本人不敢拿，怕里面有炸弹、有毒，又全扔掉了。

当天晚上，郭老他们又挂了几袋。这次伪军拿去让日军吃，日军没吃，只拿了宣传品。以后过“樱花节”，郭老他们又去挂“慰问袋”，日本兵敢吃里面的食品，日用品也用了，宣传单也偷偷地装在身上。

郭老说，1944年冬，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两名日本同志，帮助我们向日军开展政治攻势，其中一位是他在延安一帮一结的对子加藤，另一名叫永井。他们见面十分高兴，日本朋友的日语要比他强多了，这对开展工作太有利了。郭老陪着两位日本朋友，也不休息，由一个班掩护，到吴城、薛公岭、四皓等日军据点喊话。晚上，郭老他们来到碉堡跟前，占据顺风的地形，加藤先喊话：“我们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日本朋友，来慰问你们。过去，我也是日本军队的士兵（并讲了部队的番号），三年前被八路军俘获，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现在我明白了，咱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日本的军阀、财阀，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卖命呢？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共同与日本军阀斗争吧！”永井用东京口音讲：“我是东京人，八路军优待我们，送我们学习，生活也好，你们过来吧！”随后，他将“慰问袋”挂在铁丝网上。

郭老说，两位日本朋友讲得效果非常好，事后从碉堡传出消息：日本人在一起议论，八路军里的日本人说的是实话。也有的日本兵对伪军说：“八路大大得好！”“八路大大得厉害！”不久，一名日本士兵带着枪跑出来，找八路军。因他们进行战略转移，那个日本兵没找到他们，回去又怕处置，就自杀了。汾阳敌宪兵队伍藤伍长于1944年带着反战同盟的宣传单向我军投诚。敌甲1949特务部队朝鲜翻译池田东根带妻与妹及两个孩子，太村三郎带妻与子、菊本镇田郎等一行九人向我军投诚。一次这么多的投诚人员，还是第一次。还有一名叫佐藤的日本士兵从清源逃跑，经教育后，也送到延安学习。这些外逃现象，使敌伪军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混乱。

以后，加藤、永井还向老百姓做宣传，讲日军的侵略罪行，讲八路军对他们的优待和在延安学习、生活的情况，讲中日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老百姓听日本人这样一讲，纷纷议论：“过去日本兵那样凶狠，让共产党和八路军改变了，真是了不起呀！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好！”临别时，郭老握着加藤和永井的手说：“共同努力吧！把敌人挤出去就是我们的胜利！”

执行战俘政策　教他们做新人

郭老说，贯彻执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战胜敌人、壮大自己都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下丰村战斗中，我军俘获两名日军重伤员，战斗结束时就死亡了。我军的卫生员给其洗干净身体，穿戴整齐，带上宣传品，派民夫抬到吴城据点，日军很感动。还有一次，他们在沙石庄打埋伏，消灭日伪军小队长等18名，俘虏一名日军。战后，他们把遗弃的敌人13具尸体，穿带整齐，装上宣传品，由群众送到岔口据点。后据地下工作人员反映：日军见我军送回尸体，很是吃惊，有的伸出大拇指说：“八路的，大大的好！”

随着对敌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战形势的好转，俘获的日伪军俘虏越来越多。从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日伪军俘虏已达1000余人。郭老说：“我们按晋绥军分区颁发的优待条例，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适当优待。对携枪反正人员发奖金，对被俘者发给优待费。生活上除补充被服鞋袜外，每人还发给牙刷、毛巾、牙粉等生活必需品。粮食尽量调剂好，经常能吃到猪、羊肉。每批俘虏都要接受一个月的政治教育，还派专人上大课、讲时事、读报纸、谈心。绝大多数俘虏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对我军的宽大政策深为感动。他们还自编墙报《出路》，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用他们的话说，在这里没有一个带枪的八路军监视，也没有一个人逃跑。”

郭老还说，经教育考查，对那些思想进步快、身体好、年轻、自愿参加我军的，表示欢迎。有病或不愿参加我军工作的，发给路费释放回家；对愿意再回敌伪军为我工作的，经过交代任务和联络办法送回去。如：1944年8月在文水县赵村战斗中被俘的县伪军大队副队长是俘虏中最大的官，他说：“我混了许多的军队，也没见过像八路军这样的好队伍。我发誓要改过自新，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跟着八路军一起打日本鬼子。”他被释放后的1945年9月1日，我军解放文水县时，他控制了自己的队伍，没有参加战斗，全部起义投诚。

请中外记者观战　向世界公布真相

郭老还讲了这样一件事：到1944年，抗战已打了7个年头，我党我军抗击着占日军65%、伪军95%以上的兵力。从日伪军手中夺回大片土地，建立了19个抗日根据地。但国民党欺骗舆论说：“八路军是游而不击，六年不抗日，没有俘虏，没有敌伤病员。”

这年的9月，从延安来了一批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到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采访观战。其中有美联社记者福尔曼、美《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英国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少校军医卡斯堡，还有国民党中宣部的官员。9月14日，军分区政委罗贵波同记者团到汾阳县山坡头村。在这里，用望远镜就可清楚看到平川日军碉堡上的“膏药旗”。

夜晚降临，我军分区第六支队和汾阳县游击大队开始对城外敌据点连续攻击，首战是汾阳火车站。不到一个小时，守敌溃逃，放火烧了机车和车厢，火光冲天，十几里都能看见。15日、16日连着打了三天，敌军死伤许多，还缴获大批的武器弹药，收复许多的失地。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对战斗取得的胜利大加赞赏，但对没俘获日伪军俘虏感到遗憾。这可把六支队的队长急坏了，又一次请战，一定要抓几个活的鬼子，让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的记者看看。

协和堡据点墙高，四周挖有深沟，架有吊桥，设有铁丝网，墙四角有炮楼，敌人自诩是“铜墙铁壁”的“模范区”，连续攻打三夜，敌人防范更加严密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后派侦察参谋李更生和侦察员赵德福化装潜入，通过内线里应外合，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打死日军20多人，俘虏日军4人，俘虏伪军两个小队，另一小队伪军缴械投降，缴获机枪、步枪70余只，还有掷弹筒一个，军用物资无数。

当记者们亲眼看到被俘的日伪军时，纷纷拍照。指战员把缴获敌人的“膏药旗”、指挥刀、“王八盒子”手枪、军官服、胸章、肩章、护神符等送给他们作纪念。此时，村里的群众都跑来用高呼的口号庆祝。当翻译告诉他们群众在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他们也挥臂一起高呼口号。美国记者福尔曼激动地说：“在西安听国民党官员说八路军六年不抗日了，这次我亲眼看见八路军在作战。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到过欧亚非许多战场，像你们这样军民合作打敌人的情景从来没有见过。”英国记者爱泼斯坦也说：“一切污蔑之词已被今天的事实粉碎了。我已把看到的一切拍了照片，我们一定向全世界报道。”

随后，记者们又询问了支队长郭庆祥：“你们没有飞机大炮，怎么能很快地攻克敌人的坚固碉堡？”郭队长笑着告诉他们：“我们凭得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的热情支援，指战员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记者们听了，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美军上校军医卡斯堡还主动救护我军伤员和负伤的俘虏。

记者们还参观了军分区的一所医院，他们走进设在窑洞和草棚里的医院时，看到设备简陋，医药奇缺，洗伤口消毒用的是盐水，取弹头用的是“关云长刮骨疗毒”的土办法，直摇头。美军医卡斯堡惊奇地耸耸肩说：“我的上帝，这就是医院吗？”

从前线归来，记者们还参观了俘虏招待所，这里有六名被俘的日军士兵。他们详细地询问了被俘人员入伍时间、家庭情况、部队番号以及被俘经过和生活待遇等，并和俘虏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他们在住地周围巡视一圈后惊讶地问：“你们的围墙在哪里？哨兵在哪里？铁丝网在哪里？”当我们的同志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些设施，也没有士兵看押，经教育后，愿意当八路军的留下工作，不愿意的发给足额路费释放回家。”美国记者武道称赞道：“你们八路军对俘虏实行了人道主义待遇，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们会把看到的一切向世界报道”。

郭老回忆道，据军区保卫部通报，当年11月10日《大美晚报》刊登了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的报道：“我看到了战斗，关于18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回答是的。我们在晋西北看到了这样的战斗，看到负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的日军士兵谈了话。同时也看到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大批战争物资，还用了日本火柴，吸了日本纸烟，喝了日本果子露，吃了日本饼干和罐头。”中外记者用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和污蔑。　本报记者　柳江河　见习记者　史戎戎

攻占敌炮楼

郭丰瑞被授予的各种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