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生编硬造”　红学家群起抡大棒

蔡义江：“新索隐派”走不通

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

蔡义江认为，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蔡义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坚决地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

孙玉明：刘心武有几大误区

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

第三大误区是治学不严。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吴祚来：“班主任”是谁的后人？

吴祚来将刘心武把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讥之为“红外学”。他写道，“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遗憾的是，刘心武的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或可运用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