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义利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

韩鹏

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义利之辨”是孔子和孟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论题，也是古今一个重要的现实生活问题。孔孟对义和利的关系作了详细的阐发，在义和利的取舍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儒家社会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后来历代的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孔孟的义利价值观。

长期以来，先秦儒家一直被当做重义而轻利、高扬“义”的旗帜而否认“利”的作用的典型。但通读《论语》、《孟子》，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曲解。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义”毫无疑问地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之一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但“利”的作用并没有被忽略。孔孟不仅肯定“利”作为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存在的合理性，又站在治理国家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指出“务民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重义是儒家义利观的首要内容。义在《论语》中是一直被反复强调的对象。《论语》中的“义”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合理的，适宜的。如《为政》中的“见义而不为，无勇也”，《公冶长》中“子谓子产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其中的“义”都是代表着合理的行为。其二是指善。如《公冶长》中所说的“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这里的义与“不善”相对立，当然指的是善行。在《季氏》中，孔子提出“行义以达其道”，即是通过努力实践善良的行为来完成品德修养的提高。其三是道德修养的代称。《卫灵公》中的“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在这里义与礼、孙（逊）、信一起构成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的各个方面。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对义的阐释。在《孟子》中，义和仁、礼、智一起构成儒家所倡导的人格修养的核心内容。如《公孙丑上》中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将这“四端”称作人的“四体”，是人格修养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孟子在继承了孔子的义的观念的同时，对义的内涵又有所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孟子将义由人格修养抽象成为礼仪规范。《离娄上》中的“义之实，从兄是也”，《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义在这里指的是兄弟或君臣之间伦理关系。其次，孟子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高度，以仁义为中心构建了孟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在《离娄上》中，孟子提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在这里仁是修养的根本目的，义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途径。孟子在深刻地阐发仁与义的关系和作用的同时，还将仁义作为他推行王道政治的旗帜。这种仁义并列的提法实由孟子肇端，对后代儒家影响深远。

孔孟对义的阐发，使义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涵。但由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利在《论语》与《孟子》中出现的频率较低，而且时常处于与义相对立的位置，孔孟和儒家常被当作是义而非利的代表。但综观两书，可以发现孔孟在重义的同时并不否认利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作用。《论语·里仁》中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一味地贪利而胡作非为就会招致普遍的怨愤。《子路》中说：“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些地方孔子所强调的是利的消极作用，即可能对人的事业或品行的阻碍作用，对于人们追求利的天然合理性，孔孟是不否认的。《论语·里仁》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万章上》中说的“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都肯定了富贵之利是人们的天然追求，无可厚非。《论语·述而》又说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可见孔子也有着对利追求的意愿。子贡是个商人，“亿则屡中”，对于这种近似类似投机商般的逐利之行，孔子并没有太多的指责。孔孟对利的论述不仅涉及了个人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同时还从治理国家的立场，指出为民求利的必要性。《论语·尧曰》中指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孟子》中也有同样的论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奚暇治礼义哉”，这正说明，作为物质基础的“恒产”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礼义道德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孟的义利观不仅在重义，也兼顾利。但义重于利是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将对义和利的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之一。《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说：“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而当义利对立的时候，儒家的取舍是非常鲜明地向义而背利的。《论语·述而》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公孙丑上》也提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利的取舍的前提是是否符合义的标准。《论语》中数次提到“见得思义”或“义然后取”，《孟子·告子上》中甚至提出了“舍生而取义”的响亮口号，义在孔孟思想中被置于高于生命的至高境地。

这种重义而兼及利，义重于利的价值观反映在孔孟理想道德观建构的同时，也反映到了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中，对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现实的社会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是商品经济，对利的追逐不仅是其主要行为，也是其主要目的。但在对利的追逐的同时，义的作用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社会经济增长不应当以国民道德水平的下滑为代价。在呼吁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的时候，儒家先哲们所倡导的义利价值观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孟子提倡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就是强调要加强社会的道德教育。这种具有规范社会人伦关系的“义”，同样是我们现阶段应该发扬的。《论语·里仁》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如果取予违背了道义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去做的。这种义利观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