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

□文/水获

我很长时间都在做着同一个梦，我管我爸叫“阿玛”，管我妈叫“额娘”，别人称呼我为“格格”，下人们说话不敢正眼看我，还得使劲掸袖口或者挥舞着绣花的真丝小手绢。多风光呀，美得我在床上直踹我“额娘”，还一个劲说：“快跪安”吧。

这毛病全怪我“阿玛”，从小告诉我是满族正黄旗，我们家先人越捯官越大，而且不知怎么就捯到皇宫里去了，搞得我一直特爱看古装片，总觉得是在演我们家的事儿。

我也很失落，怎么就生不逢时了呢。

我空白的脑子刚能记住点东西的时候就大地震，没看见死人却看见地上一条长长的能把我脚放进去的裂缝，我外婆说爱撒谎不听话的小孩就会被吸进裂缝里，我正好两条占全了，于是，临建棚里的快乐童年都挺沉重。那时候没有家长会耐心地教育孩子，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不听话大灰狼来叼你”、“一会儿我可叫巫婆吃你”、“想挨揍”，懂事理的孩子最怕的就是“告诉你们老师”。我们那代人就在各种恐吓中战战兢兢成长着。

就这样，我们还特不团结，好拉帮结派，动不动就说：“我们不带你玩了。”受了欺负只能心惊胆战地把“我告你爸去”、“我告我哥”这些暗示语言掏出来，进行心理战。害怕孤立就必须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分给大家，都心情好了才能把“你归我们拨儿”。

我们一点儿不羡慕上学的孩子，看着他们挺臭美的样子就想，猴群里刚刚出现直立行走的人的时候，猴王一定劝过他们别离开猴群，当人要念书、挨打，搞不好还要进监狱。可我们这些自认为是猴王的人终究逃不掉直立行走的命运。

大一点儿还是生不逢时。

小学拾过废铁，扶老太太过过马路，除过四害，给老师家擦过窗户搬过煤，因为学校要求每天必须做一件好事，实在想不出什么可做的时候就只能拾金不昧了，我们年级6个班，每班40多个人，每天多一半的学生能“拾”到钱上交。

我们的作业本上一个字、一道题至少要重复写20遍，据当时教育学家说这样有助于记忆和理解，罚站、请家长、挨留、写保证谁没经历过。那时候真觉得投错了胎，父母是班主任多好。

好不容易上中学，就因为跟一男生在政治课上传条，给老师起外号，当场被抓住，非说我们俩搭伴儿，有早恋倾向。于是双方家长被请来，我们当场写检查痛下决心以后再不联系。那个男生转天请我吃糖堆儿，我告诉他我要转学了，我们都觉得挺无辜，可我们还是笑了，笑着把那辆化成灰也认得的自行车车带上按满了扣钉。

等我真正萌生了性意识后，通讯发达了，手机不分时刻整天像疯狗一样在我胸前响起来，电话连接着现代都市特有的虚拟浪漫，可我没写过一封情书，当然也没收到过。攒齐了钱就买房了，买了房就结婚了，结了婚就生孩子了，生完孩子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能干什么呢，都怪我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