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导读
“游击战”的背后
一辆蓝色的旧货车桀骜不驯地停在西安西门外的广场上,开着的车门旁站着一个黑煞神般的汉子,他低探着头,紧握双拳,就像好斗的公牛一样鼻子喷着热气,怒目扫视着正在仓皇逃窜的木工、瓦工、涂料工……如此一幕出现在西安西门外,那是城管人员正在管理影响市容的农民工。
这样的一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陌生,这些散落在大都市的木工、瓦工、涂料工们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着是否有人来撵他们。而对于他们的生活,除了城管和市容之外,是否还有人或者应该有人给予关注呢?
为了生活到处奔波
李师傅是一个黝黑的结实汉子,“在家种地完全是靠天吃饭,而且现在种子、化肥、农药、地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很贵,家里地又不多,光靠种地根本就养不了家,有时还赔钱。娃得上学吧?家人生病得吃药吧?就算你啥也不干,还得吃饭吧?”
张师傅家在长安,“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农闲的时间很多。所以出来想多赚一些。”
出于什么原因背井离乡、走上这条艰难之路呢?杨师傅家在临潼,“我们这些农民会啥嘛?没有技术培训,就干这个简单。带个工程队?没时间、没钱、没途径……给别的老板干又领不到钱,我们又不是没吃过亏?农忙了种地,闲了出来干个木工,我们每天都在这儿转,希望能有人给活干。”
收入微薄 消费节省
这些民工的收入微薄,而且不稳定。来自长安的赵师傅说:“要是有活,每天能弄上个百八十块钱,没有活的话就没收入,我这有十天都没有活了。但是我们也要在这等,你不等的话就更没有赚钱的机会了。”每当有人来这里找做活的人,十来个师傅马上把来人团团围住,一阵紧张的讨价还价之后,某一位幸运的师傅被叫走了,其他人只好怏怏散去。
“我们住的地方很便宜,3块钱一晚上,大通铺,一个挨着一个,放个屁的话都能熏倒一大片。”谈到饮食住宿,年轻的刘师傅说,“吃饭连住宿,我们每天要花掉十二三块钱吧,最多十五块钱。”住的地方卫生条件根本没有办法保障。“卫生?你问卫生?我们还讲什么卫生啊?是不是?”刘师傅抖着烟卷,问着身边的人。
“集中管理才是出路”
对于城管的这种管理方式,许多人都颇有微词,“你城市漂亮,可是那漂亮哪里少得了我们这些人出卖劳力?现在又嫌我们影响了市容?”
“文艺路那里原来有个市场,但是管理不规范,最好你是电工、木工、涂料工都在一起,旁边还有卖涂料的,这样客人来找多方便啊。工人找到了,材料也有,这样的市场才是最需要的。另外,那里也远啊,西郊的人也跑到文艺路找人,谁不嫌麻烦啊?现在最好就是在东南西北这四个门设立四个市场,哪边的人都方便。政府管理也方便,找人的也方便,我们也舒心,不用整天都观察是不是市容、城管的人又来了,我们都快成‘观察家’了。”王师傅说。
本报记者 马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