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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8年01月21日
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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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窑主送丢黑窑工”的三重解读

2007年山西奴工事件成了我们心头难以愈合之痛,眼下荒唐的遣送事件再次将黑窑工的命运真实陈列在官僚制的可控架构下。在整个地方行政机构对公众利益隔膜、不作为的背景下,寻租的部门和个人利益顺利起了主导作用。

2007年12月28日,湖北竹山县警方和河北临西县警方共同破获了一起黑窑工事件。随后,湖北黑窑工杨先海被带回家乡,而临西县也表示将为其他三人寻找家人。出人意料的是,民政局和樊村工作站竟然又将这三名黑窑工安排给侯寨村治保主任侯可林和黑砖窑厂的承包方,让他们负责将窑工遣送回乡。结果,人被黑砖窑主送丢了。(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河北临西民政局竟然派窑主遣送黑窑工,这与让狼群护送受伤的羊羔有何差异?结果人被黑窑主送丢了,既然事情到了被媒体曝光的地步,自然离不开自上而下的领导发话、迅速找寻。解读“黑窑主送丢黑窑工”的寓言,对我们还有三点启示。

首先,遣送事件告诉我们:基层治理的长效机制若难以形成,民众利益就不会得到普适性的保护。无论黑砖窑还是其他侵权事件,长期而言,地方的事还得靠地方,对于自上而下的压力,难以消解根本上的行政惰性与心态冷漠,而且,一旦突然加大的压力过去后,很可能还会造成惰性的增长。一次次自上而下的查处,固然有可能起到吸附作用,但另一方面,制度和道义资源一次次向上集中,也可能使基层机构更加沦落。当遣送事件引起上层重视,上级部门介入,封闭的利益链被打破了,地方政府机构被激活,于是处理的效率判若泾渭。但是,以“运动”方式来完成日常职能,短期效率看似提高了,长期效果却越发难以预期——毕竟,“上面”能关注到的不平不公事件,总是非常有限的。这种不可复制性的弥合过程不仅不值得褒扬,反而孕育着无尽的危机。

其次,遣送事件警醒我们需要提升破解“地霸秩序”的智慧。社会学家吴思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一个的地方地盘,党纪国法虽然有规定,但这个地盘内有它自己的规矩。相对官场叫潜规则,相对黑帮叫横规矩,地方则可以称作“地霸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收益的是与霸王利益联姻的各方,而利益风险仅仅来自于“高层震怒”。地霸秩序的最后,是民众也慢慢地习惯于冷漠、残忍和不讲正义了。在黑砖窑事件中,附近村民的群情冷漠与一味隐忍无疑也值得反思。破解地霸秩序的关键,就是基层民主,就是建设和谐社会必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

最后,遣送事件也再次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这种“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可能比为富不仁更为触目惊心。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说法:无论是包工头还是黑窑主,其实都算不上像样的资本,也没有像样的权力。他认为当中的奴工现象所折射的是一种典型的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欺凌弱者的现象。这是底层不断堕落的病态演练。从媒体披露出来的黑砖窑看,它们基本坐落在偏僻、落后、穷困的地区,尤其是山区。有的包工头一年前也还只是一个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人、有的窑主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些被骗来的窑工,都是比他们更弱的弱者,是老人、小孩、智障者等等。这里当然有勾结有寻租,但更多的是某些穷人的堕落——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某些良善规则下沉的大势。

“黑窑主送丢黑窑工”已经不是一则笑话了,在它的背面或者内里,有更多谴责之外的反省、愤懑之后的沉思。痛骂一个官员、法办一个黑心窑主,意义寥寥,因而在解读之后,需要制度理性、体制惯性与之跟进。原来每个黑窑工就在我们身边——这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 (陈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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