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家，别“挂职”啦

□文/孙焕英

“挂职”，是文艺界熟悉的一个词语。我试问过一些普通人：什么是“挂职”？他们有的说干部停薪留职，有的说是干部犯了事、受审查期间被“挂”了起来。更多的人是摇摇头说“不知道”。看来，老百姓并不了解。

我捉摸了半天，得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社会主义中国的专业文艺家，想创作出文艺作品，便走出专业协会或自己的原单位，到一个新地区或者是一个新单位，去担任一个与自己的文艺级别相当的行政领导职务，叫做“挂职”。

对于“挂职”之最我无力查考。据我所知，“文革”前的年代，“挂职”曾经风行。

近些年，有报道，文艺家当中又刮“挂职”风，名曰“继承传统”。时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的文艺家的观念和行为，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这非常令人费解。

第一，过去的文艺家讲究“挂职”，那是有一种瞎指挥的实践作榜样和外行领导内行的理论支持。不知成本如何核算、不知销售如何运作的书呆子，可以“挂职”当厂长；不知几月份种棉花、不知花生喜欢什么土壤的笔杆子，可以“挂职”为公社副书记。如今，再如此这般地“挂职”，还行么？今天是竞争就职，干部要四化其中就有专业化，你文艺家又不是万能钥匙万金油，再来瞎指挥、再来以己之外行去领导他人之内行，还行得通么？

第二，“挂职”是官本位的产物。什么文艺级别换算成什么行政级别、什么行政级别折合成什么官衔、什么官衔再相当于什么职务，这一套完全是官法官规。今天，文艺单位的改革已经取消套折行政级别了，甚至于已经断了皇粮，而单位里的人员却还要搞什么官位换算再“挂职”，岂不是滑稽？

第三，毛泽东文艺思想提出，文艺家要深入生活。一个“深入”，极其形象地说明了，文艺家要沉到底，要到人民群众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而所谓“挂职”，实际是对“深入”的一种折扣而已。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鲁迅没有“挂职”，而是自觉地成为大众的一员，才写出了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杂文；巴金写他的代表作“三部曲”的时候、老舍写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的时候，都不曾“挂职”，只是一介平民。近些年，《生死抉择》的创作者们，在几十个工厂里不是“挂职”而是“挂民”，才了解到腐败的真相，因听取到民众的心声，才写出了有一定深度的反腐败作品。试想，如果《生死抉择》的创作者们也来个“挂职”，当个厂长科长干干，整天泡在会议室里，他们能够获得那些创作素材么？

我们再来看一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影响、有生命力、在文艺史上能够站得住脚的作品，如美术《开国大典》、《父亲》，音乐《歌唱祖国》、《梁祝》等等，又有几个是“挂职”挂出来的？

文艺家要出作品，必须先来当官，这并不是文艺规律，更不是灵丹妙药。“挂职”是旧思维、旧体制的产物。

“挂职”者，心里老是挂念着官衔职务；“挂民”者，心里老是惦记着老百姓。两相比较，利弊分明。

文艺家，别“挂职”啦，“挂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