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阀”朱维铮

历史学家朱维铮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贡献突出，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2006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荣誉博士称号，并称赞他是“低调的大师”，国内学术界则称朱维铮是“中国最后的经学家”。朱维铮在备受称赞的同时也颇遭非议。不少人将他视为是中国学术界的另类，有人甚至称他是“学阀”。

作为历史学家朱维铮不跟风，敢直言，不随流俗，不人云亦云，始终坚持史家的史实和良知。对待历史，他总是强调认真，“用历史去说明历史，先考虑是什么，再去问为什么”。他常说，一名历史学家若能在一个领域留下三句话让后人永远记住，那就很了不起。2010年12月15日，朱维铮在给复旦大学本科生上的最后一课上说：“讲到历史问题，如果你乱说，我就要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谁”。直到去世前他还感慨：“讲真话很难。你说的话到底合不合历史？到底会不会被历史承认？到底会不会被历史否认？”正是因为出于这种对历史的较真态度，朱维铮常常不留情面地指出别人做历史研究时的错误。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批评于丹对《论语》缺乏基本常识，连文本都不懂。即便是对他最敬重的马一浮、陈寅恪等大师级人物也不例外。朱维铮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回忆，从他刚入复旦起，朱维铮就不断告诫学生要扎扎实实做学问，“很多人自以为聪明，判断力很强，就望文生义、跳过很多考证的程序，看似走了捷径，却压根不是在做学问”。李天纲说，朱维铮特别反对因为权势、外部利益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风气所左右。他始终想警醒学术界，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不能曲学阿世，这来自于他对自己一代人经验的深刻反思。质疑、解惑、求真，这是朱维铮治学的目标也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对于当今的学术生态而言，朱维铮很多时候的确称得上是特立独行。他脾气坏，桀骜不驯，好骂人，盛气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开骂。一次，他对王元化说：“你当上海宣传部长三年，一事无成。”还有一次他和刘志琴见面，劈头一句：“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对于好骂人，朱维铮自己的解释是“有人说我喜欢骂人，但什么是骂人？我实事求是地说事实，怎么叫骂人？”“我赞同鲁迅的话，批评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朱维铮动辄就骂人，因此很多学术会议不敢请他参加，怕他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更有甚者：他将自己所带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也不护短；他讨厌一些学者没有创见而偏要去写长篇大论的“学术专著”；他厌恶现行的学术条框和学术语言；他不大愿意申请课题并曾经在课题有何作用一栏大笔一挥，写上“无用”两字！他感叹“假大师满天飞”，他说，“大师，当以时间做裁判”。对于海外学者赞誉他为“低调的大师”，他谦称自己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在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说自己只想充当一名“读者”。他说：“我能做到的只有一条：管好自己。教师是我的职业，我只能要求自己遵守应有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朱维铮之所以被一些人视为是学界的“异数”，完全是因为在一个要求统一、思想一律、抹杀个性的环境下，人们早已习惯于既定的规范和事实，习惯于墨守成规，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当下的学界来说，缺乏的恰恰是朱维铮这样的有学问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学问家，有棱有角的迷人的“学阀”。

□史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