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唤起历史的惨痛记忆

据介绍，1992年，河南籍作家刘震云应报告文学作家钱钢的要求，为他编辑的《二十世纪重灾百录》撰写一部1942年中国旱灾与蝗灾并发的灾难史。这篇调查作品完成后便是《温故1942》。在刘震云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这场灾难已经过了50年。刘震云在《温故1942》成稿10年后，再度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在该小说问世十年后，导演冯小刚则将它搬上了银幕。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温故1942》，我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会去关心那场浩劫。这场民间记忆打捞，呈现出的是人们对一场300万人死亡灾难的遗忘。300万人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这就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作用，它对历史的展现可能是不全面的，它的许多细节也许值得商榷，但却能促使我们每个人去掀开那页尘封的历史。

将一部小说搬上银幕，无疑是扩大了它的影响，但也自然会因为电影的容量而割舍掉大量的内容。正如某评论家所言：包括小说和电影顶多是“唤起历史的记忆”，文艺作品无法单独承担维护历史记忆的责任。如果只是去了解某一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看电影或者读小说，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不必讳言，中国人更喜欢津津乐道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而不喜欢翻看那些沉重的记忆。反映在历史教育上，就是尽管中华民族的重大灾难史不绝书，但在教科书上却着墨甚少，因为教科书的容量与课时是有限的，此一方面的叙述多了，彼一方面的叙述就只能略而不论。人们感叹：“这样一场人类的浩劫，为什么竟然被遗忘？”答案其实很简单：没有“记忆”，哪来“遗忘”？“多难”是民族与国家的不幸，但“灾难教育”则有助于打造民族奋发图强的意志与决心。对灾难历史的回避甚至无知，则会让人居安而不思危，居治而不思乱，结果只能让我们可能再一次滑入历史的覆辙。

历史，需要有人真实而及时的记录。作为改编的电影，人们多赞赏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该事件披露中的作用。他的采访与报道不仅揭露了真相，对国民政府的决策发挥了影响，更为我们现在还原那段历史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其实当时的在华外人谢伟斯和福尔曼的著作里边有时候也都留下了翔实的记录。那段历史幸运地也留在河南的《民国日报》和《大公报》《中央日报》里边。像《大公报》，蒋介石让它停刊三天。停刊三天证明当时像《看重庆、念中原》这样的文章是能够发出来的，对政府的谴责是非常直截了当的。

历史需要解读，不管是原著还是电影，其价值就在于对历史的解读、对灾难的体味。与冯小刚曾经执导过的《唐山大地震》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前者侧重于表现灾难与人性，而此片在表现灾难与人性之外，还有“反思”。书中一些情节在片中虽然已经有所减弱，但其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政府对死亡数字的造假、对灾难程度的有意淡化、对信息的封锁、基层官员对赈灾物资的截留与贪污，这些情节都不由让人们似曾相识，浮想联翩。

与我们更紧密联系的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灾民的终点是陕西，这也是如今豫陕两省民众特殊关系的由来。过去的教科书多将这段历史屏蔽，或者更多地归结于当时的社会。但我以为首要原因应该还是当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飞蝗遮天蔽日的“天灾”；又加上二次大战时日寇步步紧逼的战争大环境。必须承认，即使政府当时愿意有所作为，以当时的国力，也可能是杯水车薪。一个国家面对灾难的处置能力，除了与制度、与政府有关之外，国力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特别是东邻日本对中国的内陆的大举侵略加剧了这场灾难。在今人看来那段苦难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上相似的一幕后来依然重演，表明除了战争，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高效廉洁的政府，加上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才能阻止如此旷世人伦灾难的重演。　（郝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