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歌曲　多少落寞惆怅

（上接一版）

有一件事修骏记得很清楚，去年五一，他随艺术团去北京的一家企业慰问演出。演出结束之后，这家企业的工会主席专门找到修骏，说他们老总听到《师傅》后，非常喜欢，希望修骏能留下乐谱，让工人学唱。

这样的荣誉对于工人题材的音乐来说，显得少了些。

以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修骏创作的第一首歌名为《火红的车间》，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这位长相儒雅的作曲家连说带比划，打开的话匣子一句接着一句。“那首歌是我在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创作出来的，发表在车间的黑板报上，发表了之后，就带着工人们一起唱，讲的都是工人自己的事，大家都喜欢。”他一改刚才谈论工人题材音乐创作困境时的忧虑，两眼盯着记者，一脸笑容，仿佛回到了当年。在修骏看来，工人题材歌曲创作的黄金时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初期，“你看看，现在耳熟能详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金梭和银梭》、《美丽的心灵》等都是那个时期创作的。”

“五六十年代，正在建设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空前提高，工人身份在社会上也是‘高人一等’，自然不缺少歌颂。当时的工人歌曲旋律激昂，也是时代特征的体现。”修骏这么解释。

无可奈何花落去

对于后来工人歌曲创作的低谷，修骏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讲市场了，听流行歌的越来越多了，之前进行曲风的工人歌曲也开始了转变，注重表达内心细腻的感情，但始终未达到当年的辉煌。”

“讲市场”带来的工人题材创作队伍的分化：“写工人歌曲的积极性不高”，这在修骏看来是一个大问题。社会上，创作一首歌曲少则卖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北京职工音乐创作中心”组织的组歌征集，每首歌给了作者3000元。而工人歌曲征集评比，获奖大多也仅是个“精神奖励”，拿不到一分钱。

“创作本来就少，创作出来的歌曲又很难找到人唱。”修骏说，工人题材的歌曲，知名演员不愿唱，媒体不愿播，传不到听众的耳朵里，宣传推广的不力造成了工人题材歌曲创作演唱的恶性循环。

修骏没有说出来的是，“讲市场”之后，“工人”也逐渐不再是一个“高人一等”的身份了。

“工人歌曲不会过时”

“退居二线”的修骏没有闲下来。他忙着牵头组织一个职工音乐协会，在他的设想中，联系、组织工人题材歌曲创作是这个协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修骏给记者数起来，陕西省的某某还在搞工人题材创作，江苏的某地成立工人歌曲创作小组，某企业的某某又在问他协会什么时候正式成立。

“工人歌曲不是没有市场，也不是没有人愿意创作，更不会过时。”他始终认为，工人题材歌曲的低谷是因为缺少组织、缺少推广和缺乏支持。他心头存着这样的一份认识：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群体，不会不需要能够表达他们内心情感的歌。　工人日报记者　邓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