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党员

◎毛安曹

父亲出生于1915年，由于世代家境贫寒，直到36岁时才与丧夫后的母亲结婚，组建了家庭。母亲和父亲同龄，带着和前夫生育的三个孩子嫁给了父亲。父母结婚后，又有了姐姐和我。在解放初期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父母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维持一个七口之家，其生活境况的窘迫，可想而知。

父亲从15岁开始，就给财主家打工。解放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66年“四清运动”开始才卸任。

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母亲从公共食堂打回了午饭。按常规，总是先给我们姊妹各盛出半碗面条，然后她和父亲才吃。可是这一次给我们盛过之后，盆里只剩下稀汤了。母亲很为难地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父亲说：“先给孩子吃吧。国家有困难嘛，咱要体谅着点儿。”

还有一次，公社来了几个干部，要在食堂里炸油糕吃。父亲断然回绝了他们的要求，说：“群众没给俺这个权利。如果你们要吃，得先问问村里的大大小小，男女老少！”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在1966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却遭受到了痛苦的折磨。

运动伊始，父亲第一个被揪了出来，接受批判斗争。不久，父亲上了“两干会”（大队、小队两级干部会），日夜不得回家。姐姐每天给父亲送饭，经常是哭着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母亲整天伤心掉泪，我也陪着哭。一天，姐姐没在家，母亲做了一碗面条，让我给父亲送去。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就听见一阵刺耳的狂笑。定睛一看，原来几个恶棍正在围打父亲。他们你一拳，我一脚，把父亲拽过来又搡过去。父亲手捂胸口，踉踉跄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往下滚落。我心如刀剜，喊了一声“爸爸”，就扑到他的怀里哭起来。那几个恶棍停住了手，点燃香烟，吐着烟圈，悠哉悠哉地踱着步子，还发出“哧哧”的笑声。我伏在父亲怀里，不住地啜泣。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别哭，回家去吧，啊？”我抹了一把泪水，站起来去给父亲端饭。当他刚刚伸出颤抖的手来接时，猝然“啪”的一声，饭碗掉在地下，摔得粉碎。随即，打手们又恶狠很地斥骂：“老顽固，不交代问题还想吃饭！”接着又是一阵狂笑。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握紧了小拳头。父亲急忙按住我的手，哆嗦着嘴唇，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你回……回去吧，爸爸不……不饿。”

我看到父亲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但是没有一颗掉下来！

“文革”以后，父亲的身体差多了，本来就很瘦削的面容又刻下了几条皱纹，脸色灰蒙蒙的，还时常腰痛。他的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劳动时精神还可以，一回到家里却极少说话，只是皱着眉头抽闷烟。

尽管如此，他过去的一些老脾气还是改不了。比如，他总爱给队上那个年轻的生产队长提建议，说队里的什么活儿应该啥时做，怎么做。虽然人家并不采纳，他还是经常挂在嘴边。

那时候办什么事都兴“走后门”。我高中毕业后，眼巴巴地看着一些学习远不如我的同学，通过各种关系，被推荐上了大学或者参军去了，心里很焦急。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咱不眼红人家。公社、县委都有我的熟人，可咱不能求人家办这种事。我是党员，不能让人指着我的脊背骂共产党。”我生气地反问道：“只你一人是党员吗？只你一人就能维护党的声誉吗？为什么有的党员不学无术、拍马逢迎？为什么有的党员投机钻营、大搞特权？为什么有的党员出卖良心、说谎升迁？”父亲吃惊地看着我，嗫嚅了半天才说：“这些人不配当党员。他们为啥会这样，我也说不准。反正咱不跟他们学。”唉，可怜的父亲，凭你只认得几个字的文化水平，怎能解释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呢？

1975年，我被公社派到学校任教。从此以后，父亲就更辛苦了。他每天下地劳动，回来还要干家务活，简直是手不停，脚不歇。每当我抢着去干时，他总是说：“去看书吧，多认些字，别误了人家的孩子。”

1981年，我报考师范学院，开始心里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我走后家里缺少劳动力。父亲知道后，对我说：“考！怕啥呢？咱这又不是‘走后门’。家里你别管，有我哩。”开学那天，父亲一直把我送到汽车站。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安心学习，别操心家里。临分手，我第一次看到他落泪了，而说的还是那句老话：“去了多认些字，别耽搁了公家的事，以后别误了人家的孩子。”

父亲活了一辈子，认真了一辈子。去世时，村里几乎家家都来人吊唁，我想，这也许就是对他，一个老党员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