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

□吴立

大年初一，“发小”少波带领几位同学，开着红色“北京”来我家，多年不见，自然情不自禁，想起年少时一桩桩趣事，又看到他们渐渐刻上皱纹的脸，我禁不住感慨万千。

见到儿子后，少波早有准备，掏出红包，兴武看着少波，迟疑片刻，慢慢地，拉开羽绒服拉链，伸手从衣服内掏出两张陈旧的十元递给儿子，四岁的儿子对那“外表”不漂亮的二十元不屑一顾，兴武无奈，只有递给家人，还补充了一句：“多少是个心意，不要嫌少！”顿时，我眼眶一湿，眼泪差点掉下来。

少波、兴武、我是一个村长大的，是童年的好友。儿时，我们最爱到少波家去，少波的父亲思想前卫，八十年代后期，他家就盖起了楼房，家就有游戏机、洗衣机，少波很大方，也很重情义，常常带我们到他家玩耍、打游戏。我对他家的洗衣机情有独钟，一个夏天，在少波的鼓励下，我把自己身上的短袖脱下来扔到洗衣机里，没有想到片刻衣服就被甩干了；少波的父亲是个文学青年，家里放了很多文学书籍，而我以“借”的名义从他家拿了不少书，记得现在老家还放着一本87年的《山西青年》合订本。少波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核心，我们对少波内心很尊重，我和兴武的关系却很微妙，每次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和他“闹别扭”，每次都是少波出面解决。

上初中三年级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得知一个爆炸性新闻：兴武不上学了，要到县纸厂顶他爸的班，据说那年是县政策性“接班”的最后一年，听说，他那用花布块缝好的书包也是别人捎回去的，我和少波羡慕不已：他第一个出去“挣钱”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去外地当兵，少波早早结婚到西安打工，兴武在县城上班，各自为了生活奔波，见面渐渐少了，联系也渐渐少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听说兴武患上慢性肾炎，四处求医。祸不单行，国企体制改革，他又下岗失业。再见他时，是前年，我转业在县城上班后，他蜷缩在一个不到5平方米的门房里，不到三十岁的他当上了厂里的门卫，头发黑白各半，他说，他每月领取厂里一百多元的低保，门卫的工资是一千多元。一瞬间，我为他感到担心：一是他的生存，二是他的医生妻子是否会和他相濡以沫。以后的日子，只要有时间，我就常常叫他出来吃饭，毕竟我们都在县城。

前年，我想买套二手房，卖方追得很紧，明确交款时间，还说如果我们不买，他马上卖给他人，万般无奈，经济不宽裕的我拿起电话本，打了很多人的电话，没借到多少钱，想了半天，我给在县城的兴武打了个电话说明原因，说心里话，我也没抱多大希望，他接到电话，支支吾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兴武打电话找我，拿来五千元，我问他，钱哪里来的，他说，这是他的低保钱，他的私房钱，让我别告诉他媳妇。人一辈子买房是大事，我们的感情是一辈子的事，老了我们还要回老家一起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