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两月未果的背后

朱培杰是河北衡水人，今年4月6日，他经当地人介绍，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万科城某工地干木工活。据朱培杰讲，喊他来干活的人叫尚立海，他们干的活由瑞迪恒泰工程有限公司总包。先后在星河湾、8号地、三桥、临潼等地干活，共计欠工钱35881万元。

“我找工地，工地不承认，给工头打电话不接。你说我咋办呀？”说起自己讨薪的艰辛，朱培杰显得很是无奈。据朱师傅讲，从4月份开始，他先后找过当地劳动监察机构，但苦于他没有任何证据，很难帮他维权。

按照朱师傅给记者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拨通了包工头尚立海的手机。对方一听是记者，很含糊地说，他再了解了解遂挂断了电话。后来，记者又多次拨打瑞迪恒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电话，均不接听。无奈之下，记者又给其发短信，但截至记者发稿前仍未收到任何回复。

由于缺乏有效证据，无法通过人社部门介入，朱培杰多次在万科城附近的路段打横幅，均遭到劝离。“要不到工资，我还会继续想办法，直到对方给话……”朱师傅如是说。

对此，记者咨询了执业律师余伟安。余律师称，一般情况下，很多农民工着急找活干，往往落入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的陷阱中去。即使总包方及时付款，由于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包工头靠少发工资赚昧心钱，这样的包工头往往没有用工资格，很难追缴。像朱师傅这种情况，很可能总包已经支付工资给包工头，但包工头拒不支付。

余律师坦言，从法律层面上讲，关于围绕欠薪制定的法规，虽然刑法修正案，增加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是具体操作细则还没有出台。由于针对的是“恶意欠薪”，因此对于解决经营困难企业发生的欠薪作用甚微。另外，即使农民工要打官司，还得要举证。但由于农民工在找活的过程中忽视了这点，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记者了解到，像朱师傅的这种遭遇并非个案。在现实中，由于工程开发商与建筑商对工程的层层转包，造成诉讼主体过多，而承包商遇到农民工讨薪，往往会“踢皮球”拖延时间，造成农民工维权成本升高。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工程层层转包等原因，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很少，如果遇到欠薪等事件，证明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成了他们维权的最大障碍。

本报记者　兰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