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摇滚的风花雪月

张琳琳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一只白鸽子要越过多少海水/才能在沙滩上长眠/炮弹在天上要飞多少次/才能被永远禁止/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鲍勃·狄伦《答案在风中飘荡》

“我想试着找找当初想的未来，那时可真美，可平凡，只多不少孤独，孤独是真的，坚强是装的。”大屏幕里长发飘飘的谢天笑戴着墨镜，单手谈着古筝，另一只手掐着烟，自信地，确切地说是傲慢里带着自负地演绎他的《是谁把我带到这里》。老实说，我不是第一次感受摇滚现场，可是眼前的画面却挑动着我沉寂许久的心弦。没有华丽的舞台效果，没有炫酷的服装，没有博人眼球的噱头，有的只是铿锵有力的信念和满得要溢出来的真实。当眼前的现代摇滚与传统民乐激烈碰撞，引起强烈的心理反差与视觉冲击，台下的观众为之疯狂。而我就这样淹没在嘶吼里、呐喊里、震聋发聩的狂野里和嗤之以鼻的唏嘘里。别样的世界，别样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摇滚本身的魅力。

提起摇滚，往往与黑暗、消极、颓废、狂野、放荡不羁、离经叛道这样的关键字联系在一起。诚然，不可否认摇滚乐从美洲黑人文化的“娘胎”里诞生到今天，与生俱来地带有批判性、讽刺性，大多发泄着对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的不满与愤怒。当唐朝乐队嘶吼着“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入迷思，仿佛回到梦里唐朝”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热血、诗意、奔放、豪气与理想。谁说音符与乐器间摩擦出的只有乐章，在我看来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风花雪月。

风　人文情怀之诗风雅韵

2016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给了75岁的美国著名民谣、摇滚音乐人鲍勃·狄伦，称他“创造了美国歌谣的传统”。当这则新闻不胫而走，不仅轰动了整个乐坛、文学界，甚至是震惊了全世界。

一个音乐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这是一个让摇滚圈欢呼、让文学界“蒙圈”的结果。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奖要颁给一个音乐界人士？颁奖词这样告诉我们：鲍勃·狄伦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对于这位生于1941年的传奇巨星，有一段非常贴切的评价：“一个平庸的歌手，不错的吉他手，出色的口琴家，优秀的作曲家，天才的诗人”。其作品的内涵早已远远超越了音乐本身，更像是时代发出的重音，改变了60年代美国社会对艺术、对生命、对时代的认知和理解，引起了一个时代的转变。

90年代的中国大陆，摇滚大行其道，音乐诗人张楚则扛起那个时代的摇滚大旗。张楚是个代名词，是个符号，代表着中国大陆摇滚早期的风潮。曾经有幸现场聆听了张楚关于摄影的一个访谈，有幸见到张楚这个有深度但不完美的音乐诗人。这个孤独的音乐诗人，这个唱着《姐姐》的愤怒少年，如今已告别了那些轻狂的岁月，多了一份沉稳的呐喊。碎片化的语言和不怎么连贯的逻辑性，并不能阻挡他与生俱来的真实和真诚。年近五十，却还能保持孩子般纯真的眼神，对纯粹世界的柏拉图式的追求，对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广泛涉猎以及对客观真实事物的无限敬畏，诸如此类都深深触动着我。谈话中，一个大学生不很流畅地提问里反复说道张楚是卡夫卡式的人物，也许有点道理。记忆尤深的是张楚的一句话，“现在人眼睛和嘴都太靠前了，身体太靠后，应该把身体向前提一提”。要追求的是自我体验后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填鸭式的灌输。时代太浮躁，社会太功利，应该平心静气一些，沉寂下来，多阅读，多体验，多一些身临其境，少一些道听途说，或许大有裨益。

有人认为《冷暖自知》是一种永不衰减的力量“走出城市，空空荡荡，大路朝天，没有翅膀”，“天不怨老地长出欲望，麦子还在对着太阳生长”，“天空的飞鸟总让我张望，它只感到冷暖没有重量”，“我没法在像个农民那样善良，只有麦子还在对着太阳愤怒生长”从前并不太明白这是一幅幅怎样的画面，而今才品尝出个别滋味。“城市、空荡、欲望、麦子、太阳”看似无关联事物的简单堆砌，却以极简线条勾勒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大潮中渴望致富，渴望变革的历史画卷。“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或是系紧鞋带听远处歌唱”个人对这句歌词情有独钟，他像个诵咏者般娓娓道来，表达着对返璞归真的向往，表达着对善良纯真的坚守和呼唤，对扭曲时代的愤怒和反抗。这是一个拥有漂泊精神的行者来自内心深处的呐喊，看似轻描淡写，个中沧桑无以言表，意味深长。

一个歌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诗人，一个哲人。在张楚描绘的极具画面感的构图中，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诗歌色彩。跳跃的语言看似杂乱无章却无法掩盖结构的严谨，无法掩盖思想的深刻，语言的重组整合，不合逻辑的强烈扭曲，质朴如白话又有浓厚的思辨色彩，构成自己独特的语法世界。

花　暴力美学之明日黄花

什么是暴力美学？其作为一种电影艺术的风格和表现手法，以美学的方式，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那么在摇滚中，如何诠释暴力美学？是背叛？是兵不血刃地对社会的抗争？是共鸣？是对于一个时代的控诉？也许在早期摇滚摔吉他这一标新立异的行为中可见一斑。

当英国著名的THE　WHO乐队主唱彼得·汤申德机缘巧合地摔了第一把吉他，却意外收获了“改变摇滚乐历史的50个重要时刻之一”的时候，恐怕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摇滚乐手们将这一“摔”奉为了一种仪式，一种符号，一种隐喻，一种行为艺术。据说是为了砸碎现实的束缚，摔破世俗的枷锁，从而表明心意，坚定立场。有人说这就是摇滚暴力美学的核心所在。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摇滚乐发泄情绪的一种表征，这种仪式行为掩盖了行为本身的内涵，隐喻的主体取代了隐喻的对象。说这是过激也好，偏执也罢，说白了，观众爱看，哪怕它就是市场营销行为，权且当做存在即是合理吧。

事实上，除了摔吉他这一标志性行为，当今的摇滚用意识流性的语句和抽象的行为概念做着自以为然的破坏和创造。与其说是暴力美学，不如说是一小撮人的自怨自艾，无病呻吟，一种对于自我命运倾诉般的排泄。当今的青年太容易被这种消极的、看似很酷的情绪所感染，随波逐流，甚至是东施效颦。

雪　小众文化之阳春白雪

虽然在欧美摇滚已是主流，但在中国它或许还只是小众，至少是相对于大众、主流文化而言的小众。颜峻曾说，“中国不可能有吉米亨缀克斯，不可能有莫里斯，更加不会有鲍勃狄伦，因为这里没有激情，没有战争，也没有人性的颠覆和疯狂的上演。我们没有摇滚诗人，也缺乏技术大师，只有会嘶吼的盘古和砸吉他的王磊——瞧，THE WHO在中国唯一留下的精华居然仅仅是几把吉他的碎渣。”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告诉我们，中国人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是中庸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是内敛的、含蓄的、温文尔雅的。这与后现代摇滚中与生俱来的批评、反叛、张扬、特立独行、自由奔放大相径庭。尽管改革开发后的中国对西方文化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但是在这样有着根深蒂固文化体系的土壤里，想要让一颗奇花异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是一个崔健、一场演唱会、一次新闻头条就能根植的。不可否认，自从摇滚的种子在90年代那个各种思潮翻涌碰撞的中国开始萌芽，直到现在，摇滚乐大批的受众大都是青年一辈。他们热血、青春、有理想、富有激情且对新事物有极强的接受力，这正中摇滚特性的下怀。于是乎，一味地追捧摇滚标新立异的形式主义在当今的摇滚青年中普遍存在，并不断泛滥。这往往就是保守主义者嗤之以鼻的“小辫子”，便理所应当地将摇滚文化排斥在主流世界的门外。然而摇滚真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或许应该引起更多摇滚乐迷以及所谓主流世界的思考。

月　理想主义之无边风月

崔健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批评一直都不是一种美”。因此，摇滚的审美一直没有被主流接受并广泛传播。在摇滚最火爆的90年代，摇滚的流行也只是因为它被与理想主义一起捆绑销售，滋润了人们空虚而凌乱的内心。

摇滚乐是理想主义的，人文精神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在我看来，是那个火热的时代赋予摇滚以历史使命，是大众把摇滚乐塑造成了理想主义的旗帜。在摇滚乐刚刚被国人所接受的年代，摇滚乐手需要用理想主义来抵抗压力并保持尊严，在物质条件匮乏的社会生存发展。

如今，早已不是崔健口中“一无所有”的年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让新一辈的国人衣食无忧。互联网+、GDP、创业板、“十三五”等等，一个个标志着中国大跨步前进的闪亮字眼无数次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当下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思潮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侵袭着人们的大脑。于是，盲从、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形式主义让人们在这城市的钢铁森林里迷失，不知所措。此时，崔健、汪峰、许巍、郑钧等一批摇滚音乐人的再次登场，并将摇滚的理想主义推上舞台，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它更像是一股清流，纯粹地、干净地滋润着人们干枯的灵魂。汪峰高唱着，“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折碎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走入人们的视线，唱进了人们的内心。这里的“梦想和希望”直接戳中了人们的“痛点”，告诉我们生活除了“面包牛奶”还有“诗和远方”，鼓舞着无数迷失自我的“羔羊”，去追逐心中的乌托邦，这就是理想主义的力量，这就是摇滚的力量。

后记：不知所云地说了关于中国摇滚乐的林林总总，表达着笔者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浅见，或支持或保留，爱恨交织，感情复杂，归根结底还是希望中国的摇滚文化持续健康发展，仅此而已。

（建设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