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三秦文化丛书”的朋友，日前嘱我编一本小书加盟。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事，立即就答应下来。忙了一阵翻拣复印编排，就成了这一本《长安书声》，应是我第七本书话随笔集了。
与前几本书话随笔来比照，文字“皆与三秦有关，”应该是《长安书声》的特点。既是特点，却也是它的局限。其实，局限也不是坏事，起码可以从这些短文，看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文学和出版方面的一些人和事。虽然零碎，史料方面却还是靠得住的。至于体裁，依然用书话随笔体，想写得平实一些、随意一些。有点实证，也有一点议论：有实证，避免了空冷；发议论，表达自己一些看法。这里边，也少不了有一些辩证色彩的文字，扪心自问，不过是想打捞一点失去的历史记忆或揭开曾被遮蔽的史实的一面，倒不是要与人拗一调和立异鸣高。曾有学者说，现在要鼓励知识分子的质疑精神。质疑当然是应该的，任何时候，实事求是求本求实也是做人的起码品格，做人如此，作文更无论焉。而鼓励这种精神，自属大题目。一种精神要来鼓励，可见有点难度，质疑也还会遇到麻烦的吧。不过，这种鼓励，倒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自由，与以前的一言定谳，万喙息响是难以同日而语了。
说起地域文化，陕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恐怕是一省两制的典型，延安是革命圣地，西安是国统区。从政治层面上，毛泽东同志就用延安西安来代表革命与反动、光明与昏暗、前进与倒退。解放以后，延安文艺研究已成显学，其被关注度与研究成果，可以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研究并美，而延安以外的西安的现代文艺活动就相形见绌得多了，即使在沦陷区文艺研究已然为人注意的今天，它也还是冷而难热。这原因，恐怕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去申说。可以说一说的是，即使在国统区的西安，也还有过一批知名的不知名的志士仁人，在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仪文化传统和根基，只是在近代才日显颓势的地面上耕耘着守护着开拓着，从而维系了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在这里未曾中断。可以并不武断地说，这里诚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热土，但也并非被现代文学遗弃的白地。盲目骄傲当然不配，攀附拉扯未免可怜，一味自卑却也不必。作为受惠于这块土地的笔者和有兴趣于此的学人的责任，就是去潜心挖掘去辩证去梳理和认识。
鲁迅先生当年深情殷殷的一段话，时时耳提而命我们：“和我们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三秦文化研究会的同人，正是有志于此，且实施多年的获成果者，在编完《长安书声》的时候，我谨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
2004年11月24日西安初雪 （高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