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爱树古风淳

省军区　安然

在我省黄陵县轩辕庙内，一株稀世的大古柏至今仍蓊郁苍单，枝繁叶茂。相传这还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五千年前亲手种植的呢！

据《周礼、地官》载，东周时期，朝庭规定：“任圆以树事，贡草木。不植者，无椁”。即对不栽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公元四八五年，北魏孝文帝曾令百姓分田植树：“男夫一人，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柳三株”。这就连种的品种和数字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春秋名相管仲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看来，古人认为人君如不重视保林植树，就连当国王的资格也没有了。秦始皇虽因“焚书坑儒”遭受遣责，但他却不让烧有关植树稼穑的书籍。他游览泰山，还专门下令“无伐草木”，可见秦始皇对林木还是爱而有功的。后蜀皇帝孟昶曾令百姓在京城遍种美丽的木芙蓉，于是成都便有了“蓉城”和“芙蓉城”的雅称。汉代皇帝也都重视农桑。　“文景之治”时期，先后九次下诏书劝民“务农桑，益种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倡办农桑学校，培养农林人才，亲领文臣武将在钟山种树，因此赢得了“植树皇帝”的美名。可见，种树爱树的传统在我国真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了。

其实不仅开明的封建帝王是这样，历代受人尊敬的文人学士也是如此，个中也有不少佳话。如三国名相诸葛亮躬耕垄亩，曾亲栽桑八百株，他在遗疏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唐代大诗人杜甫，一生酷爱桃树，他到成都浣花溪后，草堂未建，就急于求得一批桃树苗，得苗后曾赋诗曰；“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白居易在任忠州刺史第二年，就着手在城内外广栽花果树木，并诗咏其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每逢余暇，他便带领童仆荷锄疏渠，引水浇树。他还写道；“自头栽松桂，早晚见成林，不得载杨柳，明年便有荫”，意思是栽松桂远不如植杨柳。难怪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喜爱在田园水边栽杨插柳。正是他在房前种植了五株大柳树，因而得名“五柳先生哩！

在我国历史上，也不乏军人将士植树爱树的趣事传闻。汉代掌管雍州军政大权的韦孝宽，为防哨所被风雨剥蚀，曾率兵为之广种槐树。数年之后，各哨所槐荫复盖，既保护了哨所，又增加了木材。韦将军因此而得到汉式帝的奖赏。此后，“哨所槐”也遍及边防各地。清朝的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曾在潼关到新疆的数千里征途上率兵遍植杨柳。至今在平凉、阿克苏等地还能看到几人合抱的“左公柳”。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爱树更甚。每逢行军打仗时，他都要劝戒士兵不要毁坏林木。他有一首护林诗云：“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杀谁的头”。其爱树，可谓情，真意切。

“俱住矣”！今天植树爱树，我党领导下的广大军区更胜古人千百倍。虽在十年浩劫期间，植树爱树之风，几乎丧失殆尽，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植树爱树之风又大兴了起来，这确是值得我们额手称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