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王若望

上海　黄小波

一九七八年的初春，我们家刚刚新搬进徐汇区的一幢大楼，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看见爸爸正与一位陌生的人下象棋。这人大约六十来岁，头发都全白了，一件灰色上衣看上去很陈旧，穿一双后跟就要全部掉下来的旧皮鞋，样子十分穷酸。我没有见过这个人，问妈妈，妈妈说：他就是著名作家王若望，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他和爸爸的老朋友陈钧一起坐过牢，所以也是爸爸的朋友。

我奇怪了，作家是这样子的么？不是说作家都很潇洒么？妈妈也是作家，怎么并不那么穷？又问妈妈，妈妈说，他是三七年的老党员，不过，他头上现在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哩。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只好点头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但我对他的好奇心，从这时便开始了。

不久，学校开始了“百科知识竞赛”，我碰到了好几个难题，回来问妈妈，妈妈说：“问王叔叔去，他就是一本百科全书。”我怯生生地走过去，打断了他的棋步，一问，果然不错，王叔叔象讲故事一样，一条一条说了起来。他谈吐清楚，又引经据典，还说到许多题外的知识。我惊讶了，只呆呆地看着他，竟忘了记录。只见他说话的时候，眼光平视，仿佛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段时间在作家协会图书馆劳动，什么书都读；他又有惊人的记忆力，几乎是过目不忘，说起来自然头头是道了。

该高考了，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复习功课，王叔叔常常到我家来给我们打气。高考前一天，他索性让出自己的房间来给我们通宵复习。我们只和衣睡了一会儿，早早儿就起来了，正在洗脸，不料王叔叔已经一手拎着豆浆，一手拎一篮大饼油条，给我们送来了早餐，还祝我们一帆风顺。

但王叔叔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却一直摘不掉。我总想，“四人帮”打倒几年了，怎么还轮不到给他平反呢？问他，他总是说：“快了，快了……”

我考进了外语学院，每逢休假，便约了几个同学来听他讲故事。他讲的时候，常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同欢乐悲哀，说到激动的地方，有时竞会又笑又哭。终于有一天。也讲到了自己。

他说：“我坐过两次牢了，真奇怪，两次竟在同一处监狱。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三年，我因为宣传进步思想，被国民党反动派判了十年刑，就关在第二模范监狱，同陈丕显同志同关在一间号子里，还进行过绝食斗争，我是陈丕显同志领导监狱斗争的通讯员。那一次只坐了三年多，就放了。哪晓得第二次坐牢，在一九六七年，没判刑，却坐了六年多。偏偏审问我的地方，还在原来的第二模范监狱，你们说巧不巧？”

王若望第二次坐牢，是因为他不肯诬陷一些老同志是“特务”、“自首者”。他说：“他们要我写旁证。我就写：这些人是好样的，受尽了折磨，就是不投降。他们就将我关进去了。共产党党员坐共产党的监狱，想想真痛心啊！”

说到这里，他声音全哑了，满脸堆起了痛苦的皱纹。

后来，王叔叔终于得到了平反。他兴冲冲地赶到我们家，把平反改正的文件和报纸上的消息念给我们听，声音里充满了自信。他神采奕奕地说：“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我知道会有！”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爸爸当就天陪他出去，为他打了三十多个电报通知亲朋好友。

　然后，他的文集《掩不住的光芒》出版了，王叔叔专门送给我一本，对我说：“这就是我的历史，一个‘反革命’的历史，你读一读，你会懂得许多东西的。最根本的是，你要相信，社会主义的光芒，是掩不住的！”

他不忘老朋友，又欢喜和我们青年人在一起，在他主办《上海文学》的时期，他还是常常抽空来我们家，和爸爸下棋，和我们聊天。我常想，总说我们和他们这一代人中间，存在着一条“代沟”，怎么和王叔叔在一起，就总有说不完的话，从来没有“沟”的感觉呢？

常常想，便想通了，原来答案很简单：王若望叔叔是个永远年轻的人。要不，每到我们举行家庭晚会，这个年逾花甲的老者，怎么还会自演自唱起京剧来，而且是那么忘情，和我们青年人并无二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