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商子雍

喝罢稠糊糊、甜腻腻的腊八粥，过年的气氛就一天一天地浓烈起来了。最先使人感到了这种气氛的，是夜幕降临以后，尽管还显得稀稀拉拉，但却那么欢快地在你的窗前窗后响起的爆竹声。赶第二天，上班下班的路上，稍一留心，噢！“迎春花炮销售点”的招牌横幅高高悬挂在许多商店的门外，性急的孩子，已经开始在那里进进出出了。副食商场里的人骤然多了起来；服装市场上更是万头攒动：有的人家窗外挂起了风鸡、腊肉；有的人家阳台晾开了拆洗过的被褥……小到您的家庭，大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在悄没声响之中变得红火了、热闹了，到处都洋溢着一派喜气呢！

过年，大概算得上是最富于中华民族特色的一个盛大节日了。在中国，它自然是源远流长的。因为，三国时曹植的《元会》一诗：“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欢笑尽娱，乐哉未央。”就是描写当时人们过年的盛况。另外，东汉学者许慎对年字的诠释是“从季，谷熟也。”按照这种说法，过年显然就是农业收获以后的一种庆祝活动，是人们面对着丰硕劳动果实的休息和享受。“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一顶新毡帽。”这是四、五岁时就从母亲那儿学来的一首儿歌，它反映着辛苦劳作了三百六十五天的人们，对过年这个节日的一种多么朴素、又多么强烈的渴念和欢愉之情啊！

然而，在漫长的旧时代，对众多的劳动者，过年又何曾有过半点真正的欢乐。喜儿过年，固然有因得到了二尺红头绳的狂喜（这是一种让今日的我们感到辛酸的狂喜），但紧接着来到的，就是一场弥天大祸；而鲁镇的那个落雪的除夕，在毕毕剥剥的鞭炮声里，倒下的是祥林嫂削瘦不堪的身驱……当然，以上这些，都是老辈人的遭遇，按说不应在我们身上重演了，可谁知“文化大革命”中，奸佞当道，贤良遭劫，十年时间里，硬是没过一个让人痛快的年呢！

现在好了。一九七七年春节，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过的第一个年，当时尽管物质还不太丰富，别说肉呀鱼呢，连豆腐都得凭票供应，但人心里却别提有多痛快。这以后的过年，一年胜过一年。到如今，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十次过年了，让人舒心畅气的事儿就特别多。腊八那天，二十几位搞文学创作的朋友在《延河》文学月刊社聚会，听说有两位朋友的作品荣获了《延河》文学奖，这自然让人高兴。中午的餐桌上，大家举环，为他们祝福，也为自己加油。过了几天，一位写小说的朋友乔迁新居，一家四口从一间斗室中搬到了一套单元房里，大家前去贺喜，自然又很发了一通感慨，很有了一番热闹。下来，另一位搞文学研究的朋友来访，告知我他已经光荣入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哦！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曾象今天这样，活得如此扬眉吐气！推窗望去，街头的树枝还是光秃秃的，扑面的风也仍旧显得寒意逼人，但我的心里，却真的满是春光了呢！

年节一天一天地逼进了。坐在写字桌前，听着台钟卡嚓卡嚓的走动声，我仿佛听到了新春到来的足音。我想起了一本叫《释名》的古籍中对年字的另一种诠解：“年，进也，进向前也。”于是，我的充满了愉悦的心，立即有了几分不安。我在想，“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在新的一年里，我实在是应该有更大的作

为呢！我赶忙上街买来了一挂一千头的鞭炮。我要在除夕午夜的新旧相交之际亲手点燃它，让我欢乐的心同鞭炮一起炸响，让毕毕剥剥的鞭炮声，成为催我在新的一年里奋进不息的战鼓……

（题头　王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