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电视悲剧

路海波

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素来罕见悲剧，这是一种审美的缺憾。因此，福建电视台把莆仙戏《团圆之后》成功地改编成电视悲剧《团圆恨》，就格外令人高兴。

《团圆恨》在处理人物塑造与屏幕篇幅限制、人物的复杂性与类型化、当代意识与传统故事框架等诸种矛盾关系时，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发现，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与研究。

一般认为，电视单本剧时空容量有限，只能集中写好一两个主要人物。但《团圆恨》却能对人物关系和情节、事件精心选择，把相关的五个人物同时都推入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的境地，从而展示其独特性格。于是剧中的婉娘、施状元、郑司成不得不在难以挣脱的封建礼教重压下满怀愤懑、含恨弃世；状元之妻甚至求死不得，在知府杜国忠将贞节匾改赠于她时，由于这种强迫性的“选择”而被逼致疯；而杜国忠则通过自己对悲剧的一手导演，完成了他的性格历程。全剧中，凡是人物最出性格之处，正是人物在进行痛苦选择之时：如婉娘自尽前激烈的内心斗争；状元妻在发现婆婆“不贞”秘密时进退两难的心绪展露；状元在母亲“失节”真相无法掩盖时，因忠君、孝母、爱妻无法几全而对死的痛苦选择，等等。剧中对杜国忠破案手法的设计处理虽有些简单化，但杜国忠却并不是个简单化、类型化的反面人物。某种意义上，他象《儒林外史》中鼓励女儿绝食殉夫、过后内心又不无矛盾的王玉辉一样，完全是从他的礼教观念出发导演这出悲剧的。剧终他将状元妻手中的毒酒夺下，将贞节匾改赠于她，他自认为是救了条清白性命，并维护了礼教的“纯洁”。应该说，此人内心是自有其深刻性格内涵的。如用“反面人物”的框子规范他，显然失之简单了。

剧尾将贞节匾改赠给状元妻的处理，有深厚的哲理意蕴，既揭示了整个悲剧的深远历史原因及其必然性，也使人下意识地联想到当代的现实生活。“文革”十年浩劫和当前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已经证明我们这个民族受累于封建传统观念太重太深了，但令人悲哀的是，却并非人人都已认识到了这点。但有人却认为还是原作中让柳氏一头碰死的处理更有冲击力。实际上，那只能造成短暂的剧场震惊效果，而没有改赠贞节匾那样具有更加深远的象征哲理韵味。而后者，无疑是在原作的框架中，注入了当代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