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焦急的另一面

冯日乾

《古文观止》里有韩愈的两篇《复上宰相书》，—是“后十九日复上”一是“后二十九日复上”。既曰“复上”，必有“一上”在先。事情的原委《复上》里讲得清楚；韩愈中进士后，为求仕宦京师，曾上书宰相要求引进，并附上自己的几篇文章，毛遂自荐。可是，上书后十九日，见不回音，于是他再次上书。又等了二十九日，仍未见复，他三次登门拜访，也被门官大人所辞，无奈只好三次上书。

此两篇书启，我过去浏览过。“官难见”是当时第一个感想。但紧接着便来了第二个感想；这韩愈，求官之心也太切。要人家宰相看你的信，读你的文，还要提笔复信，已属奢望，怎么只等了十九天就心中惶急，“不知所为”了呢？再说自古以来，“肉食者鄙”，你这么今日催，明日问，惊扰了宰相的清梦，或者扫了老爷狎戏歌女的雅兴，说不定于愿不遂，后触霉头。嗟夫，何乃太切切！

近日闲读，才发觉过去是只知其一，未问其二。原来，唐时令有明文：经办公文，“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拖延“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枚八十”。可见当时对官员办事效率要求之严。

看来，韩愈此等为作，尚有另一面的原因。大概因为唐初政令严肃，官府办事之速度巳为人们所熟知。贞元年间，行政效率虽大不如员观之世，但“二十日”仍然是“仁人”。“大贤”们不会、也不应逾越的时限。要不，韩愈在《复上》里直率地指责宰相见人陷水火而不救，甚至连珠炮似地发出质问，就多少有点“撞倒南墙不回头”的蛮劲了。

我不相信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比我们今天的干部还贤明，但韩愈视宰相见书十九日不复为反常，却给了我一点启示。现在，有些机关办事拖拉、官僚主义之严重，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而且，一项申报盖章860个，历时两年（36倍于“二十日”），说错误，人人有份；想惩罚，也无从下手。我想，不如也给我们的党政机关规定一些办理公务诸如审批下级报告，处理群众来信的时限，稽缓过期者则给予惩罚——当然办法要改进，不宜“杖责”一打屁股。

倘能如此，韩愈式的焦急、牢骚将大大减少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