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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1988年05月05日
第2版
02

来自高墙内的报告

本报记者 桂伟平 柳青

4月下旬,记者驱车来到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看守所,现将在这与世隔绝、神秘而封闭的高墙内的见闻,照录于后:

文明的监室

每当人们提起监室(俗称“号子”),总是“谈虎色变”:肮脏龌龊的环境,丑恶狰狞的嘴脸,污秽不堪的言语……然而,这里却另有一番天地:整洁的被褥,墨绿色的地毯,崭新的电视……

所长苏振中告诉记者:“过去,这里人犯中的‘牢头狱霸’横行监室,曾连续两年发生人犯打死人犯事件,并对新人监室的人犯‘一扣饭、二扒衣、三殴打’,成为公安看守系统的‘老大难’单位。去年以来,我们实行了‘依法管理、文明管理,严格管理、科学管理’方法,建立了一整套目标管理、逐级承包的管理体系,全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事故,一般事故较前期相比也下降了41.7%,并粉碎了两起预谋越狱案,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你们是怎样设想给监室安装电视机的?”记者问。

“我们当初的想法是,一则可以通过闭路电视来进行电视法制教学;二来可以消除人犯的对抗情绪,变消极抵抗为认罪服法,便于人犯的思想改造……”苏所长侃侃而谈。

“浪子”的心愿

在一间悬挂着“文明监室”的房子里,记者见到了年仅19岁的李某,他因盗窃巨款被判为无期徒刑(一审判决)。在监所期间,他积极改造自己,曾多次受到所里表扬。

当记者问及他的身世时,只见他那滞呆的眼睛湿润了:我7岁时,父母离婚了,我被他们当作皮球踢来踢去……后来,姥姥收养了我。念完小学三年级,我就流浪街头慢慢学坏了,因偷钱包被劳教三年。这次,又在兴庆公园偷拎他人装有巨款的皮包……我的父母现在都各自结了婚。如果他们不离婚,不遗弃我,我能成这样吗?

记者询问另外13个人犯:“你们当中谁的父母离过婚?”话音刚落,竟有7个人犯同时举起了手。

记者问其中一个人犯。“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希望那些离婚的父母,千万别遗弃自己的孩子!再莫让他们走我们这条路了!”

数字的启示

在看守所里,记者详细了解了人犯的职业、年龄和文化结构,倘若读者稍加留意,兴许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深深的思索:

一职业结构:干部17人,工人86人,农民131人,学生36人,无业人员279人。

一文化结构:大学2人,高中184人,初中197人,小学109人,文盲57人。

一年龄结构:17岁以下136人,18—25岁194人,26—35岁123人,35岁以上96人。

在另外两间敞开铁门的女监室里:记者看到她们排列有序地端坐着。经了解,贪污、盗窃、卖淫、窝赃、耍流氓是她们的主要劣迹在现场记者做了抽样调查:在押的23名女人犯中,无业人员占17人。有工作的仅有6人。

并非是闲言

有人说:“对这些在押人犯还讲什么仁慈?”

该所教导员祁金锁却说:“监室越是文明越难管理,科学的管教方法,并非‘一扇铁门一把锁’所能解决的。”

还有人说:“对在押人犯这般关照,那不是怂恿他们‘二进宫’?”

苏振中所长说:“按说我们这里是‘一看二守三送走’,就算完成了使命。然而,对人犯如何看管,怎样改造?确实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人犯也是活生生的人嘛!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度’。目前,我们正探索一种多层次、分阶段管理人犯的新方法,决心把这里建成一个新型的改造教育人犯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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