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

·林杉·

“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张学良以为获释有望，心情为之一畅。这时，国内许多爱国人士、民主党派认为为了推动全国一致抗日的张学良至今仍系牢笼实属不公，纷纷要求释张。但是蒋介石的回答是：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父子关系。他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1946年元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曾以民主同盟的立场再次提出张学良的问题。周恩来同志随后又在会上正式要求释放张、杨二将军，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947年元旦，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及“大赦令”，周鲸文、莫德惠等东北籍著名人士，再一次向蒋请愿，认为张学良已被“管束”十年，应予以恢复自由。但“大赦令”中仍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字。

其实，早在1946年11月，张学良已被遣送到台湾，住在新竹园竹东镇原是日占时警察局招待所的井上温泉。当时戴笠已死，蒋介石指示保密局（前身为军统局）：“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刘乙光对张学良诡称，委员长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张学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到重庆后，刘乙光认为张学良身边的那个副官是张的心腹，不能再去台湾，乃设词把他留下，从此，张学良身边除赵四小姐外再没有一个亲人了。等到飞机把他送到台湾时，张学良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1947年5月，莫德惠奉准再次探望张学良，张表示了他想到大学教明史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员的愿望，并送莫一首五言绝句：“十载无多病，故人多未疏。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此时，内战迭起，张学良恢复自由更加无望，刘乙光“看守有功”，巴由中校升为少将，狗眼看人，对张学良态度更加恶劣，使张无法忍受。恰在这年10月，刘乙光老婆住院，要求请假一月照料病人，保密局考虑到张严佛（该局设计委员主任）和张的关系还好，就派他到台，一面考察看管，一面缓和一下关系。见面后张学良一字一泪地哭诉了自己十几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河是非法的。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继戴后的保密局长），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还说到在台湾二·二八事件时，刘乙光整天恶狠狠地盯着他，指挥宪兵特务昼夜不停地在屋子周围巡逻，并对室内严密监视。刘的部下有人偷偷告诉他，刘乙光准备在局势不可收拾时，把他和赵四小姐在混乱中打死，对上面则报告台湾乱民所为。“不是闹事在几天内结束，真难说咱们还能在这里见面。”

同月，张治中携家人到台渡假。当时的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张治中的学生，在张的要求下，彭勉强同意张治中去访张学良。这是张学良被囚禁后张治中的第三次来访。两位老朋友谈得很痛快。张学良叙述了希望恢复自由的心情。张治中安慰他说，一旦国共两党和谈成功，便是他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并托他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了两点要求：第一点，希望早一点恢复自由。恢复自由后，哪里也不去，也不一定工作，蒋可以先考察他一个时期再说。第二个请求是，他希望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自己管理，以保持清静。临行，张学良写诗一首赠张治中：总府远来意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回到南京后，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了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的请求。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不置一辞。张治中又向宋美龄转达了张学良的话。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他的第一件要求不容易做到，第二点我想办法一定做到。”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奇冤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象，多少不便明言的曲衷也尽在此言中了。蒋介石对张治中看望张学良非常不满，曾下手谕以后不经他亲自批准，任何人不许见张学良。（五）

张学良与赵一获合影（一九八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