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剑胜长枪”

梁经旭

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不仅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和古地质学家，在“五四”时期还是一名新文化、新思想的积极传播者。

杨钟健是我省华县人。1918年他考入北大，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即积极投身于进步活动之中。

1919年2月，为祸中国的南、北军阀互相妥协，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议”。当时全国各地战场已基本实行停战，唯独陕西的陈树藩却借机向靖国军发起猛攻，使遭受多年战乱之苦的陕西人民仍陷在战火的煎熬之中。为此，杨钟健与北大同学联络在京的各校陕籍学生，发起组织了“陕西学生团”，向徐世昌政府请愿停战；并创办了《秦劫痛话》油印杂志，向外界揭露陈树藩祸陕罪行。为了扩大宣传，他们把该杂志定期分寄上海、北京各大报社发表，使陈的罪行彰于全国人民目前，终于迫使他执行了停战协议。

1919年4月，杨钟健等将“陕西学生团”改组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积极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并于第二年元月创刊出版了该会会刊《秦钟》杂志，向陕西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力图改变陕西落后面貌。该刊骨干成员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等后来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党组织的创建人。

他们还商议筹备《共进》半月刊，向陕西输入新文化。此时他们集体寓居在北京三眼井的一所民房，隔壁恰是毛泽东、罗章龙等湖南“新民学会”成员的居处。双方因志气相投，过从甚密，经常彻夜长谈，议论国事。毛泽东看到这些陕西青年的蓬勃朝气，极力称赞他们为“北方之强”。

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筹备，《共进》半月刊于1922年10月正式创刊。《共进》的创刊，是陕西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积极热情地向陕西输送新思想、新学说，有力地推进了进步潮流的发展。而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及赵国宾四人因对《共进》出力最多、作用最大，一时有共进的“大脑”、“小脑”、“杨龙”、“赵虎”之誉称。后来“共进社”成为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共进》也成为党向西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推进反帝、反军阀运动发展的有力工具。

解放初，杨钟健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在京重见毛主席时，主席与他又谈及往事，称赞他们创办的《共进》是“短剑胜长枪”，给于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