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代表罗福伟

舜铭　韩庚

罗老住在宁强上官街一户独门独户的小院里，院子一亩三分地，是县组织部给买的，盖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正房，看着挺宽敞。罗老本人则清瘦，精神，拄拐杖很潇洒地站在那里，颇具军人气质。见了宁强老干局局长王维琳跟县工会主席连同我们一律以“小”相呼，也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去年动乱，罗老气得大病一场，认为是瞎胡闹，费那么大劲挣来的无产阶级江山就那么不心疼地折腾？他家的画挂了不少，却没一张美人头象，每逢新春，老干局送来新画都需经过他认真挑选，哪些可挂，哪些不可挂。西墙上那一溜老帅们骑马的年画是断断更换不得的，那是他心爱之物。

罗老是宁强县金家坪人，家里穷，欠了人1200块大洋的驴打滚债，这笔钱他这辈子怕也还不清，1935年腊月三十，红九军在宁强成立了苏维埃，他就跟上红军走了，参加的是徐向前的部队。他自豪地对我们说，“我在队伍里是打旗子的人，我不怕死，举着旗猛往上冲，我的旗到哪儿，我们就准打胜。”后来他随部队长征，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在松毛竹毛主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军事会议，“我是连长，也参加了。会开完了首长把马杀了让大伙会餐，一人分两疙瘩马肉的清汤。首长跟我们也一样。”

我们谈及开“七大”的事，罗老说，“那时当‘七大’代表都是保密的，哪象现在，公开选举。我所在的129师，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师才挑出三名代表，审查严格极了，当然表现得出色。我们1940年3月初由昔阳出发，一边往延安走一边跟敌人周旋，对外称是骑兵团，谁也不知道我们是要到延安开会的代表。过五台山的时候我们去看望过白求恩，他当时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很和蔼可亲的。”我们问白求恩讲什么话，罗老说：“讲中国话，讲得不好，白求恩当时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延安干什么，这样一直走了几个月，到10月10号才到了延安，住在桥儿沟。到的那天朱老总和叶剑英同志骑着毛驴来接我们，当天晚上我们就到杨家岭看望了毛主席，送了我们的礼品，三匹洋马，半道死一匹还剩两匹，还有缴获的日本罐头。主席很客气，说你们走了这么长时间，很辛苦，怎么还给我东西。回到延安了，好好坐下来学习学习。接着后来就开了‘七大’，我与薄一波，陈赓分在一个支部。‘七大’以后我被分到新四旅，把毛主席送过黄河以后围宜川，打宝鸡，直到解放西安。”

我们问罗老为何不在大城市当官却要回到这偏远贫穷的小县来，他说：“小儿想妈，老汉想家，叶落总得归根。如今，我从头到脚身上有八处伤，还是回来好。我的要求不高，就是一个解甲归田的战士，从这儿走的依旧回到这儿，天经地义。现在我在家乡过得很好，清静自在。我不要当什么官。”

罗老每月工资三百多元，县老干局给他订了各类报纸，配备了一名小服务员，他在家乡过着恬静舒适的生活。他的小院里种满了萝卜豆角西红柿，梨树桔树花椒树也迎风摇曳，最新鲜的是墙边那几棵玉米，两行高粱，将这位八旬的老红军牢牢地系在了家乡的土地上。给幼儿园赞助，慰问修路的民工，老红军没少出过力，成为深受家乡人民爱戴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