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架彩虹的人们

·李勇·

当一座大桥竣工的时候，人们总是惊叹大桥的伟岸，壮观，却常常忽略深探扎入水底的桥墩，还有桥面下的大梁。然而，正是那些象桥墩、大梁一样朴实平凡的修桥工人，用自己坚强的身躯挺起了共和国的脊梁，托举出绚丽的“彩虹”。

“黑队长”

他叫李振民，是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一处二队队长。人称“黑队长”。自打65年转业以来，他上过西藏，下过四川，跑了十几个省，已参加修筑了8座大桥，5条公路。几十年野外流动施工除赋予他一副粗糙黝黑的面孔外，还给他身上留下了11处伤痕，那是11次永久的奖励，是镌刻在肉体上的一枚枚勋章。

这个山东汉子的右臂比左臂短两公分。那是在北也门首都萨那援建公路时一次施工事故中造成的，回国后做了6次手术都未能痊愈。直到1988年他率领二队奋战在广西梧州汊河大桥工地时，那条右臂还靠一颗钢钉固定着。在汊河大桥施工最紧张的几天里，他的伤口开始发炎流浓，疼痛时常扭曲着他的面部表情，可他硬是咬着牙挺下来了。直到工程完工才住进医院。

今年9月15日到22日，桂江公路大桥进入铺装桥面的关键阶段，为了保证大桥在国庆节前竣工，李振民带领全队职工分成几个突击队，连续苦战了7天7夜，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在这些日子里，他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一晚上要吸掉5包香烟。他的衣裤也不知被汗水浸透了多少回，终于成了一幅古老破旧的“地图”。

李振民能吃苦，他说：当个队长再连一点苦都吃不了，早该卷铺盖回家了。他是该回家了。他已经快两年没回去了。那是山东境内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住着他的老伴和儿女，还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孙子。

史国胜的“咏叹调”

我是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一处一队副队长史国胜，今年39岁，从西安公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修桥，十几年了。干我们这行的，要说苦也真够苦的，成年累月在外面施工，经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酷夏，工地成了钢铁大蒸笼，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钻进钢护筒里烧电焊，几分钟下来汗都出干了，皮肤上泡出一块块白斑，大家互相帮着揭脱几层皮；冬天，浇注水下混凝土的时候，棉袄都被汗水湿透了，冷风一吹，又冻得硬梆梆的。几年工夫修好一座大桥下来，身子骨都要散了，可有时连喘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就又要上新工地了。

你说我们苦？是苦，可苦不怕。最怕的是这当儿家里来个急信、电报，叫你回去，可施工紧张又离不开人，你说人心急不急？不瞒你说，我住在西安的老母亲今年犯病，是邻居帮忙送到医院的。我给母亲汇去的钱寄去的信都退回来了，上面都写着“查无此人”。老妈都不认我这个不孝之子了，你说我这心里是啥滋味儿？她老人家并不是不理解我，她常对我说，“你们筑路修桥的人都是在行善积德呢，”可就是感情上过不去呀。

我们这里的离婚率最高，媳妇最难找。我们中不少大学毕业的后来都“降低条件”找了农村婆姨。可一旦有了孩子，那才就更恼火。到哪里上学都要求爷爷告奶奶，交多几倍的学费。有些老职工的孩子转来转去，功课没学好，语音倒是南腔北调，哪儿的话都能说，都能当国内的翻译了。在我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只有看到自己修建的大桥顺利竣工的时候，我们心里才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酣畅，感到一阵轻松。因为是我们留下了一座永久的“纪念碑”，那上面渗着我们的热血，凝着我们的汗水，有着我们生命的烙印…

没啥可说的“赵大姐”

在桥工队伍里，女工本来就很少，而象她这样50岁的钢筋工就更是罕见。她叫赵述光，是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一处三队的工人，大伙儿都喊她“赵大姐”。在施工队里干了20多年了。

赵述光一年365天，从没请过一天病假。她的女儿小时没人看，上工地时就把孩子往身后一背，拿布带子一捆，照样干得热火朝天。队里的小伙子们一提起这个，都打心眼里佩服赵大姐。

今年在湖北宜城汉江大桥施工时，一场洪水冲断了施工便道，当时水流很急，水深有50多公分，有个工人说：“今天干脆算了，等水退了再干吧。”可赵述光头一个挽起裤腿，艰难地过了河，第一个到达施工地点。跟着赵大姐的背影，大家伙一个接一个都跟上去了。

听队里的同志讲，赵大姐几十年来一直是队里、处里、局里的“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可当你要让大姐她谈谈自己时，就是那么一句话：没啥可说的。她的语言全写在大桥上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