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的指路明灯

本报记者　冯瑜　实习生　刘瑾鸿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纪念日。这部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半个世纪以来，指引着一批批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为隆重纪念这个日子，本报记者特地采访了我省几位“讲话”前后在延文艺界工作的老同志，请他们谈谈“讲话”前后延安文艺的情况和《讲话》对他们产生的影响。现发表于后，以飨读者。——编者

胡采　（省文联主席　省作协主席　著名文艺理论家）

1942年，我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主编，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宣传，要求文艺工作者创作大众化的作品。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当时在延安文艺界中有一些讨论、争论，在这些讨论、争论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文艺的人性问题，文艺的功利问题等等，但没有任何人提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文艺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在座谈会上有人从文艺的定义讲起，有的人还搬出外国大字典，来查文艺的定义。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是从群众出发，不是从为什么人出发来讨论文艺的作用，而是从文艺的定义出发，怎么能够把问题搞清楚呢？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怎样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文艺与党的事业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在座谈会上，当时民众剧团（现陕西戏曲研究院）团长柯仲平同志发言，说他们的剧团演出的《查路条》《小放牛》等戏很受群众欢迎，剧团演完戏离开村子时，老乡们煮了鸡蛋送他们，大家一边走一边剥鸡蛋吃，鸡蛋皮扔了一路。如果有人要找民众剧团，顺着鸡蛋皮就找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插话说，你们可要多给群众演新戏呀，如果老是那么几个节目，就没有人给你们煮鸡蛋了。

讲话之后，许多人明确了认识，有下乡体验生活的，有向民间艺术形式学习的，开始把自己的立足点转到工农兵方面来。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在此间产生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讲话》为革命文艺、革命作家指出的根本方向，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指路明灯。

王汶石　（省文联副主席　省作协副主席　省顾委委员　著名作家）

我是1942年8月去延安的，没赶上座谈会。《讲话》前，延安当时演一些舞台上的大戏，这些戏与当时延安的现实和全国抗战的形势有一定距离。我们去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开展了大秧歌运动，搞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我也从那时起开始走上了革命文艺的道路。到了1943年秋天，我随西北文艺工作团到陇东分区演大秧歌、小歌剧，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在农村演，又到部队演，还由部队一个排掩护到国民党统治的红兴堡演了一次。一边演出，一边采风、学习、纪录民歌民谣。柯仲平同志还根据马渠游击小组的事迹写了歌剧《无敌民兵》，我在里面演了民兵队长。这些戏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对人民群众起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

《讲话》对我以后所走的文艺道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延安一有机会我就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写了一些如《边境上》《张金顺》等秧歌剧，描写了对敌斗争和翻身农民的形象，还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诗歌《一杆枪一顶帽》。

离开延安进城后，我在《西北文艺》当副主编，重视表现新的时代，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在合作化期间，我写了《大木匠》《沙滩上》等作品，以后集成《风雪之夜》出版。

我认为不管环境怎样变，《讲话》永远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典和纲领性文献，它的各个部分仍然是我们判断文艺作品的原则。

刘蒙天　（原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省美协顾问、著名画家）

1938年我去了延安，当时只有20岁。后来又在鲁艺美术系学习。1943年我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正是《讲话》发表不久，延安文艺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和发展，《白毛女》《兄妹开荒》《血泪仇》已在延安演出。鲁艺也刻了一些新年画，题材、内容都是配合当时形势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自觉地用为工农兵服务，与群众相结合的标准要求自己，使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工作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时鲁艺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深入生活创作。在怎样大众化问题上，我们还进行了一些研究。比如当时受条件限制，延安的美术以木刻为主，而有些作品考虑到光线，在人的面部刻了一些道道，这样群众就看不懂，说那人脸上怎么脏兮兮的。于是我们就搞单线平涂，为的是让群众能看懂。画好之后就拿去给群众看，听取意见。鲁艺的学生还经常在一块7白布上贴许多作品，挂在鲁艺所在的桥儿沟的街上展览，吸引了许多群众观看。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我先后创作了《纺线线》《割漆的战士》等作品，逐步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而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和群众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一直到现在，我74岁了，还经常去延安。和那里的群众在一起，觉得感情特别融洽，也为创作找到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照片摄影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