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羊娃到边区劳模（回忆录）

●刘安治　口述　●薛来前　整理

一、投身革命

1914年9月19日，我出生在延长县交口乡西村的一户农民家庭里，当时家有三头牛，两头驴，一头骡子百十只羊，父亲和二叔父三叔父耕种着一百多亩山地，四叔父在学校里念书，父亲除了种地外还会做点生意，农闲时常从榆林等地买来骡马羊只在本地或山西卖出，从中可以赚回一些辛苦钱。凭着这些收入，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不幸的是我5岁时母亲就病故了。一年后父亲娶回继母，继母虽对我不错，但没娘的娃娃还是恓惶。我6岁开始担起了喂牲口的担子，有时还要上山拾些柴草。整天跑得腿不闲，因此常能获得家中长辈人的夸奖。12岁开始我就给家里放羊，整天与百十只羊打交道。放羊是件苦事，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中午带点干粮咬几口就算一顿饭。那时山里狼多，我年幼有些害怕，就引一条狗壮胆。放羊6年，我饱尝了天寒日晒，风雨雷电之苦，也碰见过不少只狼，但从未伤过羊。父亲讲迷信，说我放羊“不惹山”。

父亲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大，掌管着家事。他过日子仔细，又会做生意，有些能耐，在家里说话算数，几位叔父都听他的话。可后来他染上了大烟瘾，买卖也不能做了，几位叔父逐渐对他有了意见，经常怄气，有时竟闹得不出山劳动，大家庭实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兄弟4人就于1930年分了家。一份家产4户掰开，少这缺那的，从此生活走上了下坡路。1928年还在延长县上学的大哥结了婚，1931年我又娶了妻，两次婚事大吃大闹花费不少。紧接着厄运又从天而降，1933年、1934年大嫂和我妻相继病死，病中求医和死后丧葬费用很大，结婚死人，欠下了一河滩帐，家庭生活急剧下降。加上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得厉害，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害得老百姓穷得要死。每次区上民团那伙背枪的凶神来村子催款时，村里的大人们就偷偷地溜到村外躲起来。有一次，民团的那伙凶神们又要来村里催款，父亲提前跑到村外躲了起来，可这一躲惹下了大祸，民团这帮凶神找不见父亲竟用铁链子把大哥拉走了。拉走可了不得呀！邻村有个老汉交不起款子被他们拉走关了禁闭，活活整死在里面。父亲吓得不得了，还是请了保人才将大哥放回来。从那时起，我恨透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1934年，我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就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小组，开始了革命活动。1935年，解放延长县，我们几个人负责给部队带路。10月，我被党组织派往瓦窑堡党校学习了三个月，加入了党组织。1936年2月，学校党组织动员学员上前线，渡河东征。我积极响应了号召，参了军扛起枪走向了前线。

二、渡河东征

过了春节部队就从瓦窑堡出发了，行军十几天到了黄河边。我们是坐小木船过河的。黄河水大，一浪接一浪，水中还漂动着大大小小的冰凌块，小木船在河里摇摇晃晃的，半天才过去。过河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攻打敌人占据的一个渡口。我们赶到渡口时，敌人已跑光了，没放一枪就拿下了渡口。

走到石楼县，我打了第一仗。敌人两个师，我们一个团，实际只是一个营。敌我各占一个山头。敌人有机枪大炮，火力强，先攻上了我们的山头，又被我们打了下去。见敌人逃跑，我们就追。这一追，上了敌人的圈套。追到山沟下面，埋伏在另一座山头的敌人突然用强大的火力猛射过来，山高坡陡，来不及撤，好多战士牺牲了。我从小放羊出身，走惯了荒坡野路，就不顾一切地顺着一条长陡坡往山顶爬。只听到枪声一片，脚下子弹乱窜，耳边弹皮乱飞，随时有倒下去的可能。但我命大，随大队撤离了。我们在水头镇休息了几天又出发，经过几十天的行军到了稷山县。

县城地势低，城上边的山腰间有三座破庙，我们就守在破庙里。县城里有座塔，特别高，敌人在高塔上安有机枪大炮。战斗打响后，敌人向庙里发起攻势，炮弹象雨点一样射来，弹皮飕飕满天飞，一块弹皮穿在了我左腿里，鲜血直流，我赶紧用绑腿布把伤口扎住。连长看敌人火力太强命令撤退，我忍着剧疼随战士们撤了出来。担架队把我抬到一个村里，医生检查后说弹皮还在里面，需开刀取弹皮。那时药品紧缺，开刀根本不打麻药，两人把我死死地按住，医生在我腿上先割了一刀，不见弹皮，又割了一刀才取出来。我疼得钻心，强咬住牙忍着。后来，我坐小木船过了黄河，骑了一头小毛驴回家养了十个月伤。伤好后区政府介绍我到延长县油厂当工人，半年后又转到甘谷驿造纸厂，在纸厂，我度过了十多个难忘的年头。

三、边区劳模

1938年2月，我到了延安甘谷驿造纸厂。纸厂只有十几个人，两头骡子，一个捞纸池，一盘碾浆磨，用麻和麻绳头作原料造纸。那时造纸是先用斧头将麻剁碎，拌上白石灰在锅炉里蒸煮二十多个小时，拿出来洗掉石灰倒在骡子拉的碾上碾成细沫沫，把细沫沫装在粗布缝成的袋子里，用河水洗净，放进捞纸池里，再用帘子一张一张地捞出来贴在白石灰粉刷的墙壁上，晒干，取下就是纸。我是洗浆工，每天挑两担浆到二里外的一条小河里去洗。按规定洗完就可以休息，可我还想掌握捞纸的技术，一有空就学，有时晚上在煤油灯下也学，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会捞纸了。捞出的纸薄厚适宜，四处均匀。1938年冬，纸厂迁移到安塞砖窑湾，我就成了捞纸工。捞纸是一门技术活，也很累，一天要弯腰600多次，下班时腰疼得象断了一样。那时厂里没有什么劳保设施，捞纸的人只腰间系一张羊皮挡水，衣服常年是湿的。到了冬天，捞纸时身边放个火炉子，手冻木了，在热水里焐一下，继续干。我从小劳动惯了，工作起来拚着命，根本不懂得计较活重活轻，每天都能超额完成任务，成了生产能手。

1939年起我年年被职工大会选举为厂工会主席，我对自己要求更严了，重活苦活抢着干，工人中不管是谁有了难事我都尽力相帮。1942年开始，我当上了生产科长，负责厂里的全盘生产。我特别注意抓技术革新。把原料由马兰草麦杆草取代了麻和麻绳头，降低了成本，解决了原料紧缺的问题；原来牲口拉碾打浆改成了水力带动石碾打浆，省出20多头畜力，提高了效率；原来两个人手提一个洗浆包改为一个木头架子带两个洗浆包，一个人坐在木架上用脚蹬，轻便省力，工效提高好几倍。这些革新成就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多次表扬。这时，纸厂从2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产量从400令增加到6000多令，基本满足了中央和边区政府出版报纸书刊和办公用纸的需要，为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1936年起，我连年被评为甲等劳动模范。著名作家丁玲同志来厂采访过我。工厂俱乐部还根据我的事迹编排了一场戏，在本厂和附近的几个工厂里轮回演出。1944年我又被评选为边区甲等劳模，并被选为边区工会委员，边区政府奖给我一套呢子衣服和一枚劳模奖章。

今年我已77岁了。我常对年轻人说，今天的好日子是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时光，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