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说献疑

文朱怀

近来，“儒商”说颇为盛行。不少宣传媒体，竞相以此为题，大做文章。有论者甚至认为“造就一代儒商是振兴中华人当务之急”①。既然“儒商”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那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国民对此则不可等闲视之，而需要认真作一番思索。这里，愿略陈鄙见，与倡导“儒商”说诸君商榷，并就教于广大读者。

“儒”在中国历史上本是个特定的概念，后来，竟逐渐演变为“读书人”的代名词。今天，“儒”被视为“知识分子”，似乎已是天经地义的常识。不过严格说来，这是不够准确的。

诚然，过去曾经有过诸如“儒医”、“儒将”、“儒臣”等称谓，分别指代那些以医施术、投笔从戎和人仕为官的儒者。对历史上这些概念的正误是非，我们自然不必多费笔墨去考证核实。不过，今天如果再提出一种新概念——特别是仿效历史上的概念而提出的新概念，倒是需要持谨慎态度的，万万不可草率从事。为此，让我们先从“儒”与“商”的不同特点人手来作些考察。

第一、‘儒’和‘商’驰骋的领域不同。知识分子驰骋的领域是课堂、实验室、图书馆这些学海、文海，探索自然奥秘和事物发展规律，追求学术上的真谛和艺术上的完美。他们的辛勤耕耘并不受制于市场的需求。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前不久就宣称“从来不把观众看成是上帝”而要实现艺术上的追求。爱因斯坦谈他的世界观时就说过“要不是全神贯注于那个在科学研究领域永远也达不到的对象，那末人生在我看来也就是空虚的”。中外历史上这类对科学探索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有许多人的成就到死后才得到承认，他们何曾追求市场价值？商人则不一样，驰骋的领域是“市场”“商海”，其追逐目标是利润。一举一动都以市场的需求为转移。今天尽管有人讲社会主义商人追求的是“阳光下的利润”或者冠以“红色利润”，毕竟还是利润，是赚钱。

第二、‘儒’和‘商’的行为准则不同。教师等知识分子由于职业关系，其行为准则必然要遵循实事求是，遇事先弄清是非。医生看病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装腔作势；教师上课，一字一句都要负责，如有差错瞒不过学生和听众。商人的行为规范不同，买卖双方好象博奕一样，势必尔虞我诈，所以古人讲：“商人善化”，意即商人善于投机取巧，只要对己有利，可说尽好话，一旦无利可图则无情面可言。

第三、“儒”与“商”的工作方式不同。知识分子要甘心坐冷板凳。所谓“板凳一坐十年冷”，像丁肇中这些科学家一头扎进实验室便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工作方式以“静”为主。学校、医院等不能象商场那样嘈杂不宁，应是清静的场所。商人则不能，其工作方式以动为主。他们要精心编织广泛的关系网，讲究公共关系，四处奔忙，及时获取信息，捕捉时机，寻找市场，哪里能嫌钱，那里就有商人的身影。

第四、“儒”与“商”的价值观念不同。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以奉献为荣，以读书、钻研业务为乐。即使现在，藐视那些不义之财、不义之权势的观念，在大多数“儒”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商人崇拜实实在在的“钱”，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道理缺乏兴趣。金钱万能，在大多数商人内心扎根，历史上曾盛行过用钱买“官”。今天则企图用钱买“文凭”买教授。

以上不同特点的分析，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褒贬之用意。“商”“儒”彼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作为社会分工的组成部分都是必要和合理的，目的仅仅想说明，儒和商走的是两股道。二者难以粘连起来构成所谓“儒商”的概念。“儒”与“商”不可能同时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既学富百斗，又腰缠万贯，这是做不到的。“官商”这个提法已偃旗息鼓，见不得人。“儒商”之说却振振有词，殊不知儒商这个说法违背客观事物之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也是对已过热的“下海”潮推波助澜，带来消极后果。

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适合经商者，继续下海一显身手，还会继续下去，实际上“儒”之下海，古已有之。然而这类下海经商者终究还是极少数。孔子的70多位贤弟之中，下海者不过子贡一人而已。今天对广大教师、科技人员、医生等知识分子来讲，仍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坚持各自的专业岗位，而不要拿自己的劣势到商海中去和人竞争。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为何偏要违背社会进步的规律，非让两个不能相混的社会分工部门粘连起来，倡导所谓的儒商呢？

令人耽心的是，当前一小部分在校的研究生、大学生也以各种形式下海。对待大学生经商，重庆的一位知名企业家牟其中就明确反对，他在上海财大说“你天天脑子里想看做生意，怎么念书？”道理浅显但很中肯，其实，这话包含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学生，也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可以问“如果你们教师、医生、研究人员天天脑子里想着做生意，当儒商，怎么搞自己的专业？”只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抱着敬业乐业的精神，业务上精益求精，才会百业俱兴，如果还是直接、间接引导、鼓励下海，倡导所谓“儒商”，甚至说什么“造就一代儒商是振兴中华的当务之急”，则势必对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事业等带来更大的冲击，引起更大的混乱，那将是国家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