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破产

本报记者　郝振宇

去年12月份，隶属于西安市纺织工业公司的西京针织服装厂，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由西安市政府近十个委办局组成的企业清算组进驻该厂开始工作，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西京厂破产进展如何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再次采访了西京厂，见到了豪爽健谈的西安市转机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实施破产组副组长董生义，不料老董却念起了西京破产的“苦经”。

老董所念的“苦经”：一是产权关系不明确，难以界定破产企业的财产。

如西京厂的固定资产仅有685万，土地价值641万，可过去仅在两家银行抵压贷款竟达1009万元。这笔财产是否计人破产财产不好界定，如土地资产不计人破产资产，职工安置就会出现问题。

二是政企不分，长期以来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的依存关系，使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都有权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且多头领导，企业要活不易，死则更难。西京厂原先贷款上千万，其中两家贷款担保单位均为同系统内企业。这些厂家日子也难过，如果西京破产，自然殃及“池鱼”。

三是破产抵押率高。国家《破产法》明文规定，已作为抵押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然而西京厂过去为贷款抵押太多，如银行不放弃优先受偿的权利，企业实施破产比较困难。

四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不愿承担资金流失的风险。银行是西京的最大债权人，西京破产，银行必然出现亏空，既使企业破产后银行可上报冲销呆帐准备金，但利息部分还要承担，所以有人宁肯国有资产不断流失，也不愿实施破产。

五是债权债务清理难。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作为影响比例确定，债权分配的事实依据，直接关系到破产分配方案。而麻烦的是西京厂帐目混乱，白条子多，厂内10个单位和37个拖欠企业帐款达129万元，工作组费九牛二虎之力，截至二月底才收回个人欠款2.26万元。

包括西京厂在内，去年以来西安市已有4家企业宣告实施破产。西安数字设备厂、户县钟楼商场、西安市包装板纸厂由于职工人数少、债务轻，资产拍卖所得用于安置职工和还债，或将人员分流到效益较好的企业，问题便得以解决。而西京人员多，债务重，财产纠葛多，使破产工作难以进行。人们说破产企业难就难在职工安置上，而这一难关现就摆在了西京人面前。

春天的天气是暖洋洋的，西京厂的留守人员们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等着安置，然而路在何方呢？

有人作过比喻，说破产职工安置应先挖渠后放水。然而环顾西安乃至陕西全境，再就业服务体系不甚健全，破产企业职工难以通过劳务市场找到就业门路。但由于内地经济的滞后，国有企业效益普遍欠佳，人员大量富余，这一招能灵验吗？国家鼓励破产企业自谋出路，但能谋到出路的毕竟是少数，职工的心理承受力及自身素质毕竟有限，也是一大难题。

西京厂职工现每人每月仅有88元救济金，日子是紧巴巴的。如果夫妻双方都在西京那就更够呛了。许多职工明确说，现在一袋面都涨到50多元了，有病都不敢上医院。对生活的担忧是一方面，我发现许多职工对企业破产都有一股气，有人甚至觉得冤。

职工的气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像目下不少企业一样，西京厂长期以来职工代表大会形同虚设，企业法人代表凌驾于职工之上，企业重大决策将职工排除在外，内盗成风。职工们不是不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是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据职工反映，有一次厂里正开职代会，厂领导就将整车的物资拉出送人，职工出面拦阻，反遭受训斥。就连通过上报破产的最后一次职代会，也是匆匆走了过场。

正当大伙紧巴巴过日子急切切等安置时，厂里的一位主要领导却被主管上级任命到另一家企业当上了书记兼代厂长，事前不但职工不知，连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派的破产小组同志都蒙在鼓里。破产小组在债务人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该厂法人代表对西京之今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如今厂级领导既没给国家又未给职工们一个任何“说法”，便有人“胜利大逃亡”了。职工们说：“这不成了企业破产变成破国家产，倒银行帐，破产领导好象没多大关系，受惩罚的反倒是我们了。”

西京厂破产，破得如此难。然而，倘若就这般破了，破产又破了谁，破了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