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元帅的人

韩起

王震学做过陈毅元帅的警卫员，他文化程度不高，却机灵好学，很得元帅喜爱。当兵的时候，他能说能唱，还会照相，便留下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些还为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王震学是个热情喜恢谐的人，平日爱说爱笑。我与他相交三十余年，极少见他发愁的时候。六十年代初，我与他一个厂工作，他是党委宣传部的干事，我是厂团委的干事，工作上联系得多。他爱照像，白天晚上忙。我后来具有的一点可怜的摄影知识，多是从他这里学来的。他人缘极好，全厂六七千职工，没有不认识他的。论起知名度，除了几位主要厂级领导人，第一名非他莫属了。

　他有三个特点：一是爱写作，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省内省外报刊常有他的文章出现。他的文字功力不算高，但文章都写得朴实，一如他的为人；二是爱摄影，走到哪儿都不忘带照相机；三是爱喝水，他喝水用大缸子，足能盛四五磅水。

　文化大革命后我调三线工厂，钻了大巴山，我们便中断了联系。直到我调入西安的省作家协会，方又恢复交往。我发表短篇小说《工人》，他第一个给《延河》写了篇评论：《工人读（工人）》。文章写得很真切。听说，他还将《工人》在工厂广播站广播了。他的这些作为，给我心灵里注进温暖。来往多了，谈得投机。后来谈话的主题，便有了写陈毅元帅进西藏的内容。我觉得这个题材好，但写起来难度也不小。文如其人，王震学的文章少有虚构，总是一是一，二是二。他的意思，就写陈毅进藏途中他亲眼目睹的小故事。我却说，这样写题材就浪费了。可取两条线，一条线以陈毅元帅为中心，用实写；第二条线写西藏上层，用虚构。两条并在一起，才像一部小说。他没有反对，也不表示赞同。我又提出，他写初稿，我来加工。这一点他同意了。从此，他投入陈毅进藏的写作。他在厂里借了一间小屋，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干起来。这当儿，我也投入了长篇创作。开始，我们之间还书信往来，交流陈毅进藏写作的信息。后来他来西安，见我很忙，他就不再提说此事。

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九三年九四年，他常来西安。我们接触得多。我创办《新潮时报》，他送来八九篇稿子，都是关于陈毅的。试刊号上我用了一篇。后来我聘了两个副主编，嘱他们接着刊发。谁知他们竟粗心地将稿子弄得不知去向。震学找来，很是抱怨。我也愧疚，只好嘱他再整理出来一套，由我亲自逐期编发。接着便收到他儿子小勇的来信，说他爸已查出是食道癌。我大惊，便打电话要照片。我欲找西安的气功界朋友为他诊治。他也许不信，来西安住进省人民医院。这期间，他来找我多次，情绪虽有些低落，精神状态尚可。我劝他用气功试试，他说医院里已专为他备下特殊药品，不好就退的。我只劝他安心养病，病愈之后，将陈毅进藏搞出来。他这才告诉我，他已完了初稿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俯下头，笑笑，说每次见我总看我忙，不好意思麻烦。我凝注他，心里感叹：唉，这个震学，我不是早给你说定了嘛！

人冬了，他来西安看病，又见了一面。他的精神面貌比过去好多了。他说他这次回去，准备整理过去发表过的许多有关文化名人的稿子，结成集子出版。这种工作不太费心，又可以充实生活，我很鼓励了一番。分手时，我送他到作协大门外。那天阳光很好，我望着他离去的宽宽的背影，心情有些沉重。返身的时候我自语了一句：“老天保佑。”

过了元旦不久，忽接小勇从宝鸡打来的电话，说他爸突然病逝。我身心为之震动，我立即电话通知王震学在西安的朋友，在《新潮时报》聚会，研究为震学送行的事。我当时写了副挽联，付于《军工报》鲁军民，又叫报社办公室发了唁电。鲁先行一步，我晚一日走。震学的朋友小董说他的弟弟开汽车，要我乘汽车与他同往。谁知我在报社恭候至晚七时也未见车来。这—晚，揣一颗负疚的心，半夜也没睡着。

唉，小董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