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文/叶峰林晓鸿图/冯新胜

西安飞机公司，是镶嵌在渭河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这里，飞出了中国民航最大的支线机群——运七，为国防建设输送了一架又一架翱翔蓝天的“银鹰”——轰六。

这里，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用勤勉和智慧书写着民族航空工业创业与腾飞的恢弘乐章。

俞昌年，正是这群优秀儿女的代表。

37年来，他多次被评为技术革新能手，六次被评为公司级先进个人，两次被评为公司级劳动模范，四次被评为陕西航空局优秀标兵，原航空工业部给他记一等功。1995年，他被评为中国航空工艺总公司劳动模范。

贫贱不能移其志，金钱不能动其心，挫折不能改其衷。

他有一颗赤诚的心，为了祖国民族航空工业建设与发展决意贡献终生。

“在与工人共苦乐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

1959年22岁的俞昌年大学毕业了。

此时，他的生母已过世，父亲已经63岁了。学校允许他留在北京。

俞昌年跑回家中，询问父亲的意见。

老人平静地说：“哪里最需要，你就到哪里去吧！”

这，正是俞昌年内心所渴求的。

10月份，意气风发的俞昌年登上火车，作为北京航空学院同届毕业生唯一的一名，只身来到西北小镇阎良。俞昌年报到后，领了一张床，独自一人扛回宿舍，便满腔热情投入到他梦寐以求的技术工作中……

正当他没黑没明地参与一项又一项技术工作时，突然接到一纸通知：下放总装车间当工人，接受劳动改造。主要原因是：他父亲曾任国民党的官员。他热血澎湃地要为航空事业奉献毕生，现在却离自己热爱的飞机技术工作一次比一次远。但是，当他和工人一起参加了几项“特殊”劳动后，他心灵经历了更为深刻的“洗礼”。

有一道“铰孔”工序，要把400多个孔铰完，30多名工人，吃喝拉撒不离开厂房，也得整整7天7夜，工人蹲在梯子上，几小时一动不动，腿脚肿得一按一个坑，疼得不敢往地上踩。俞昌年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现状，长时间思考、计算和试验后，他摸到了问题最重要的症结。他发现，在设备全部装配完毕、做过通电试验后铰孔，是不科学的，一来会触及其他部件，造成损伤，甚至返工；二来铰孔空间狭窄，限制了工人劳动姿势，致使工效极低；更主要的，是这道工序延长了总装周期，对总体生产十分不利。

在工人支持下，俞昌年通过彻底改变工艺方法，将这道工序提前，在飞机部件尚未对接时完成，同时改进了整套工艺装备。这一下，工人可站在地上铰孔，七八个人4个白天就可轻松完成……工人们沸腾了，高兴地说：“这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多年以后，俞昌年仍深情地说：“当工人这8年，和工人一起干活，才深深了解和经历了他们的苦和累，能帮他们减轻点负担，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和快乐。在与工人共苦乐中，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俞昌年在总装车间的8年时间里，共完成新工艺研究和技术革新20多项。

直到今天，当总装工人翻开工艺文件，在那些已经发黄的纸上，俞昌年的名字还时时跃入眼帘；直至现在，当工人们遇到难题，一个电话，身为副总工程师的俞昌年就会马上骑车赶来，和他们一起登高爬低……

“专家风范”

在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中，俞昌年总是对亲手做试验情有独钟。一次，某飞机在试飞落地后，发现机翼前缘发生畸形凹陷。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外来物撞击造成的，有人说是加温系统故障造成前缘出现热蠕变……俞昌年没有发表看法。他找来组成机翼前缘的几种金属、非金属材料，通过加热炉加热，仔细观察材料在各种温度条件下的变化，同前缘畸形凹陷处材料相比较，最后，确认此属偶然撞击事件，使飞机生产试飞得以继续进行。

俞昌年有几十个笔记本，那是多年来学习、消化、积累的一笔财富。笔记本上有工人生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翻阅大量资料记录下来的公式，有思考计算后得出的解决办法，以及飞机各部位在各种状态下的数据和简图……直到最近，他还拿出一本来，准备带着去国外购买设备，发黄的纸页上，有他早年记录和搜集的关于这种设备的数据和图形。他说：“只有自己亲手记录的，才最确切，使用起来才最得力。”

俞昌年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指挥别人，而是喜欢在讨论中统一认识，安排工作，喜欢周围同志给他提问，他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避免片面性。就在去年，他为公司去国外购买设备前，他觉得自己对外贸知识一窍不通，为了不让西飞公司在这上头吃亏，他请来进口器材处、海关管理处的同志，给他上了一堂外贸课。

1980年，经过26年的漫长考验后，他终于获准入党了。这一年，他已43岁。1988年，他被任命为西飞副总工程师，1989年，又晋升为研究员级高工。

总装厂老工人徐家田不无激动地说：“这下子选了个好干部！”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可敬的“原则”

1996年元月份，俞昌年带领六人组成的小组赴国外考察、商洽购买设备事项。

在某空军基地，外方以保密为由，只允许中方进去两个人查看、验证，双方一时陷入尴尬境地。俞昌年一反平时不大说话的习惯，向对方据理力争：“我们是你们邀请来的，每人各有分工，要进一块进，不进都不进！”

在俞昌年寸步不让的原则面前，对方只好全部放行。

事后，随他一起出国的翻译刘艳芳说：“现在像俞总这样凡事都讲原则的人太少了，那次在国外，我们都为俞总自豪！”

在处理工厂的大事上，俞昌年讲原则，在家庭、子女等私事上，他更讲原则。

1982年，是俞昌年一家最难熬的时期。他86岁的老父亲瘫痪在床四年，吃喝拉撒挪不了窝，房间里成天有味；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个不足二十一平方米的拉幕式房间里，中间连门也没有。而最让俞昌年夫妻苦恼的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准备高考的女儿怎能静心复习？

当时，俞昌年已任总装车间技术主任，若按他的实际困难，加上他的好人缘，找找人，换套大些的房子，还是合情理的。

此外，威海市也派人来接洽，答应只要愈昌年过去，就会给丰厚的报酬和良好的居住环境。

面对这一切，俞昌年没吭一声，没动心。他只是把自家窄小破旧的厨房整理了一下，收拾出一小块地方，刚好能放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板凳；俞昌年又上街买了电线、灯管，默默地为女儿的“书房”装了一只日光灯……

满怀歉意的俞昌年，知道大女儿喜欢听歌，他当时唯一能为女儿做的，是每晚7点25分，把女儿从厨房叫出来，听上5分钟的“每周一歌”。

1991年，俞昌年的小女儿考取了西飞工学院。俞昌年的妻子把女儿叫到跟前，叮嘱道：“毕业后你可别指望你爸给你换工作，他不是那种术讲原则的人，你得靠自己的真本事吃饭。”

当越来越多的普通职工家庭阳台都已换装上了漂亮的铝门窗时，副总工程师俞昌年家的阳台门窗仍是木头的。一次，与他曾在车间一起劳动过的几位工友，找上门来要给换铝门窗，并声明不收手工费，但是被俞昌年委婉地推辞了。

直到现在，这位副总工程师的家中仍看的是11年前买的老式电视；用的是已快绝迹的拨盘电话；他家的房子，也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吊顶、围裙……

正是由于那次出国购买设备，适逢当地煤矿工人罢工，房间没有暖气，温度低达零下20多度，俞昌年有病的腿经不住冻，疼得他走不成路，坐下又站不起来……后来听说西安有家医院能治，便前去看腿。

那是4月初的一个星期天，许多认识他的人看见，俞昌年被妻子女儿搀扶着上了班车。熟知他的人明白，他不愿开口向公司要车。　

1985年，父亲去世后，在北京为俞昌年留一些房产，俞昌年当即把它捐给了国家。

后来，有人问他：“你不觉得后悔吗？”

回答却出人意料：“不后悔！不过现在去北京出差，住宿特别贵，要是当初把房子给公司，在那块地皮上建些房子，每年可为公司省下不少钱，就更好了。”

而这时，正值西飞住房制度改革，俞昌年正为一时筹不到那么多房钱而焦虑呢！1996年春天，俞昌年腿疼越来越加剧，上自己3楼的办公室都成了问题，每次攀扶着栏杆，吃力地迈上一个台阶，就出汗不止；有一次，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打电话到办公室，几个年轻人搀扶着他上了楼……最后，俞昌年为了正常上班，就提前十几分钟出门，以便乘电梯上去，下班早走几分钟，乘电梯下楼。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助手蒋建军见他坐着起不来，便说：“这样吧，星期一我陪你去看腿。”

“不用。要看，我自己能去医院，不用麻烦你，你也很忙。”

星期一，俞昌年自己去了医院。诊断表明：骨质增生、韧带损伤。医生告诫说：“必须卧床休息，不然会越来越严重。”

俞昌年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

这期间，他向助手蒋建军询问了几次新机进展情况；参加了三个会议；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公司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建议》。

七天后，大家又看见他一瘸一拐走在科技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