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何必辞官

文/杨乾坤

作为大隐士，陶渊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崇高得很久长了：田园诗人的桂冠，不受荣利束缚的风节，当时和后来都是罕有其匹的。然而细究其实，不能不说他是个憨大，他的辞官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中国的官场，大是攫取名利的所在，学得文武艺，贷于帝王家，直是荣宗耀祖的风光事。因而修齐治平的人物，大都在这个所在里混、挤、钻、攀，以求谋得更好的前程；其门路也多得很：靠举荐的，靠提拔的，靠裙带关系的，靠捐班的，靠攀援门户的，花样甚繁。其人数也是而源源，而滚滚，而漫漫，竟至于不见际涯，形成宦海。宦海中虽说涛惊浪恶，浮沉难测，但沉之于浮，只是相对而言，它仍受用着浩荡天恩的。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估算，大概并不为过。因见涌入宦海者多多，浪得官名者多多，而急流勇退者寥若晨星，就是为了这缘故。陶渊明亦算后者之一员，然而他毕竟做过官，在官场上也经历了尊卑荣辱诸多感受，在当了八十多天彭泽令——即县团级之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归田园。他的洁身远去，尽管博得了令名，却可怜了治下的彭泽百姓。

以陶渊明的为作看，他算得上一员廉吏，廉吏者，可使百姓少遭些蚕食鲸吞。他一辞职，总得有人补其缺，补缺者不见得就不庸不贪，反正铁打的衙门水流的官，官职总是不可或缺的。空肚鸭、中山狼充其任，手下再用一批狐群狗党，受苦的还是小民百姓　忍见其受昏贪之官压榨，何如受清廉之官治理？且清廉官在任上，对昏贪官便有震慑和牵制，使他们得以检点和收敛，不敢太放肆。否则，贪官污吏同为声气，腐败官场，官风以至世风亦是每况愈下。廉吏一去，大树飘零，受害的小民百姓当以万数而计的。

所以对于官，仅在于清廉昏贪之别，而不在辞与不辞。在职而能为民清命，为民带采福祥的，那就颇有威誉了。以陶渊明而言，其品性才干足以胜任七品之职，可他执意要辞。辞官干系重大，名堂也多，故尔其中绝大部分是假辞的、要挟而辞的，还有做闭眼法的，这就得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本领，而更多的辞官则是被罢官的委婉说法而已。陶渊明偏偏是动真格的，所以此种辞法，虽使文学史上多了一位田园诗人，宦海里却少了一员廉吏，这大约是功不补患的。

促使陶渊明辞官的直接原因，就是不愿折腰，这实在是他的幼稚。高下尊卑，历来为礼仪之邦所认真，中国官秩向来严格，“宰相家人七品官”，职位越高，水平越高；权力越大，学问越大，势使之然也。故尔迎来送往，频示礼仪，本也常事，尽管有人言及当官苦衷时，有遇上官则奴，候过官则妓的感慨，但无有此种仪制。怎能显示出尊卑贵贱来！基管当时“主昏臣乱”，当政者嗜财如命，货赂公行，那仍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就当时门阀制度而言，其中定分就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陶先生虽大有才略，亦该顺而应之，才是识时务的俊杰；反其道而行，拂袖而去，只好做失路之人了。官场的定例，除对上司逢迎之外，还须顺驯。后来的曹振镛，即清代道光朝恩遇最隆的军机大臣，就对为官之道说得透辟极了：“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磕头不卑，折腰亦何卑。折腰不卑而以卑目之，足见陶渊明未成功接受官场的熏陶：上官比下官高明，保官比辞官聪明，贪官比清官精明——“三明”主义。陶渊明不知此中真谛，莽撞辞官，竟使治下的小民遭了荼毒，大约也是他始料未及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