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小忆（纪实散文）

刘艺兵

每逢春来，我常会不知不觉吟咏“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诗句。而此时，当痒酥酥的毛毛雨撩动我的吟咏之后，我却蓦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条“天街”上，好一条从天而降的小街哇！

我所在的陕西航空硬质合金工具公司，六十年代末，诞生在这诸葛孔明屯粮的天荡山下，与定军山古战场隔江相望。据公司的建厂元老们讲，初来“三线”时，家属区是没有市场的。每天中午下班时，只有几个零星的山民村夫，卖一点土豆、萝卜、山葱、野味之类。到了七十年代未，这种小商贩才开始多起来。每到下班号响，家属区也会有个“尿泡集”（意即：交易时间很短的集市）。一直到了1990年，这集市才日益膨胀起来，才被公司移进了一个宽敞明亮的防雨棚下，工农双方都才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露天买卖历史。但很快，这大棚又不够用了。

于是，有人建议公司在大棚不远处，盖起十来间小房房。还不等更多的人弄明白这房房派何用场，一串串开张庆典的鞭炮便炸了起来。一家家杂货铺，小食店，甚至茶社，自行车修理铺，笋一般冒了出来。至此，在山坡与楼群之间，有了一条比太阳醒得早的小街，尽管其长度不足百米，可每晚每晚的灯火，执拗地宣告着一个街市的存在，宣告着一方水土的起步富裕，弥散着日益文明的商贾气息。

是的，这块工农同居的土地上，楼房越修越高大，越修越漂亮。工人们的，由土坯房，小二楼，变成了三层、四层、五层、一直到六层楼；农民们的，则由柴棚、草屋，变为瓦房砖楼，小洋房。那一栋栋新楼，西不西，中不中，但总是一家一寨一家，总能让人看出人们心中那股子“比”劲。好奇的工人偶尔走进这样的农家，会被那更显主人富足的室内装修和摆设，惊得啧啧不已。这时，还会听到：“怎么样，你们厂长的家，能比得上吗？”这样的富户，大都是开店铺，做家具，包工程的“老板”，也有一些是杀猪卖肉，掇弄瓜果蔬菜的“把式”

这块，小天地确实富起来了。工人们吃得潇洒起来，一年四季的早餐改为买着吃，中餐、晚饭动不动也来个坐摊，下馆，吃现成，消消闲闲好不自在。忽然有一天，工人们发现家门口的菜、肉、鱼、蛋、水果、副食都比县城卖得贵了，而且听卖主们说，在县城的农贸市场上流传这样一句话：“有啥卖不动的东西，尽管往陕硬公司拉。”于是，细心人们算了一笔帐：陕硬公司职工吃、喝、零用花费，人均每月在百元以上，就按一百元计，其中有七十元花进了家门口的街市上。全公司三千六百名职工家属，每月工人们的劳动收入，就有二十五万多元交换成了当地农民的农副产品和其贩卖的各种日杂用品；那么一年呢？十年呢？

徜徉在这条刚刚诞生的“天街”上，看到这昔日的穷乡僻壤里，一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国有企业，在把自己的产品打向世界市场的同时，也把自己企业文化日益融合于当地的民风民俗之中；看着公司附近山民村夫，拥有一块日益红火的消费市场，能使他们祖祖辈辈的躬耕劳作换钱、增值，也使他们的精神生活有了新的“成色”。我不由得想到“三线”企业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不管历史怎样评价它的“催生婆”，今天的人们都更应该去发掘它新的价值。既然已经有了痛苦的付出，就该让这种付出造福于社会。特别是，当还有的“三线”企业仍旧热衷于“出山进城”的再折腾时，我不得不对脚下这条看似从天而降的小街更加钟情。其实，它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是被孕育了二十多年之久，才在改革开放的好“天时”里降生的。其过程是痛苦的，但前景却是幸福的。我由衷地希望更多的这样的“天街”普惠中国的“大三线”，走进世纪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