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下海”的追求

（上接一版）从两类企业不同的权益结构、职能结构的专业化与“错位”、分配机制中的高积累低消费与高福利低积累，以及决策人事发展机制、经营力等不同侧面，比较论证了两类经济与企业的经营、效益差异，提出了值得国有企业借鉴的体制、作法和深化改革的建议。这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先后在中央级及海外报刊上发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在访谈中，单教授对此又作了如下综合性归纳：

一、从再分配谈起：民营企业的高积累与国有企业的高福利

在对公有与非公有企业的经营发展进行由量到质的比较分析中，引人注目的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其资产的高速增殖。根据一些地区对民（私）营企业的调查统计，年递增低于30%的很少，在某些地区，30%以上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年递增率高于50%，另有30%以上的企业高于100%。我所在的福海公司，1987年集资100万元起家，1994年初实有资产已超过10亿。那么，导致这种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是外延性投入，首先是资金的大量投入，我国的情况也证明这一点。

1984年以来的调查统计表明，我国的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极强的发展、扩张欲望和较高的积累率。据不少地区调查，民营企业将企业纯利润的50—70%用于再投入，有的企业主甚至将个人收入的90%用作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企业规模的高速增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调研的一些国有企业，却存在相反的“高福利”倾向，其事业经费的60%以上用于工资和福利，通过发放实物，多名目奖励、津贴、补助，安置就业，盖宿舍、装暖气等多种渠道流向了福利消费领域。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如此，效益不好的企业也是这样；还有20%左右用于水电等常规消耗，真正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例甚少。以这样的低积累、高福利怎能实现高速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民营企业高积累，国有企业高福利的相反倾向？这自然存在着多重综合因素。对国有企业来说，除了企业自主权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企业税赋不平等等问题外，企业缺乏合理有效的“权益动力机制”、有效经营的周期中断经营——管理结构失衡等，则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据此针对性地提出调整改革措施，就成为当前值得重视的当务之急。

二、国有企业发展缺乏合理的“权益动力机制”

撇开外部经营环境和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不论，一个企业的发展状况与企业的内动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企业内动力，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风险意识、责任心等促使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经营者在企业产权结构中拥有权力越大，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关程度越高，他的积极性也越高。这种产权——利益——内动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企业运行的动力机制，即“权益动力机制”。

在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比较分析时，可以看到在产权——利益——内动力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由于受组织多年的教育培养，一般都有较强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但是从更深层的心理意识与行为分析，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够明晰，经营者实际在企业中并不真正拥有为法律所承认、在实际经营决策中体现、从利益角度予以保证的资产权益，因而在不少经营者中实际存在一种更深层和隐蔽的心理，即：亏亏不到个人头上，盈盈不到我手里。这种不合理的‘权益动力机制’造成企业经营者的内动力不足，经营决策行为的谨小慎微和保守性。

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在一些典型的大中型民营企业，业主既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产权关系明晰具体，企业经营状况与个人利益完全一致，他必然是全身心投入，千方百计搞好企业，即使有谨慎行为也多出于经营个性和策略方面的原因，而不涉及内动力问题。

坦率地讲，以上所述，并非无人发现，问题在于难以找到既保持产权公有性同时又能真正激发国有企业经营者内动力的新型“权益动力机制”。近年在各地对国有小型企业推行“国有民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较好尝试。但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这种方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必须建立“经营力资本产权”和新的企业产权结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认为必须建立新的“经营力资本产权”概念，并以此构建新的企业产权结构。

为此，首先要改变对资本理论和资本构成的传统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生产要素，如生产资料、劳动力（包括经营劳动力）、信息等，只要参与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增殖，都具有资本的属性。因此，现行产权结构和现代产权理论的内涵应予拓宽，把经营劳动力作为资本纳入其中，根据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作为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两大标准，应承认经营力资本高于其他生产要素的资本收益率和“高成本价格”。上述经营力资本所有者将构成“经营力资本产权”，促使经营者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决策、严格管理，亦即更强的内动力，不断推动企业增加积累、扩大规模、提高效益。上述产权——利益——内动力关系就构成了在两权分离条件下，保证产权的公有性不变、企业资产不断增殖的新型产权结构和合理的权益动力机制。

四、我国目前可试行过渡性的“经理职务产权”制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真正达到这一目标之前，我建议先试行过渡性的“经理职务产权”制度。其作法是，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经过多方慎重择定，即可给其一定的企业股份，以“经理职务产权”名义划作个人产权。经营效果好则这部分股份按一定比例归为个人，相反则予以扣罚，以此激励他更好地经营企业，提高效益。这部分“经理职务产权”股份对个人来说是比较优厚的，他的经营即以此为抵押，也就是说经营者虽然没有拿出自己的物质财产去进行风险经营，但他却是以自身经营能力、相应的“经理职务产权”及其在企业界的声誉与前途作为抵押。实行此制度应成立专门的社会（或行业性）评价机构，对拟担任经营者的经营能力、阅历、综合素质，以及经营目标、策略、计划进行评定；建立经营者档案，实行评价推荐制度，接受公开监督，杜绝人情因素和经营失败后易地做“官”的变相终身制的弊端。以上意见系针对经营决策者层次，实际上其目标和办法同样适用于员工——不仅是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以解决企业员工缺乏生动性、责任心即内动力不足问题，使企业所有成员成为企业的真正的所有者和主人，也许这正是马克思所憧憬的“劳动者的共同所有制”的雏型。

五、纠正职能“错位”是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前提

导致国有企业低积累、高福利倾向的诸多因素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在传统意识和体制影响下所有形成的社会分工紊乱与企业职能错位，即一方面社会、政府的职能“企业化”，对企业管得过多过细；另一方面是企业“政府化”，企业管政治、治安、文化、教育、卫生、绿化，以至职工的生老病死……，其机构设置几乎与政府职能机构相对应，一个大企业就是一个小城市，主要负责人就是“市长”。当一个企业用收益的70—80%去完成政府应做的社会、福利工作，企业经营者只能用一半甚至更少的时间去考虑生产、开发和企业管理，这样的企业要实现高速发展和高经济效益确是难乎其难。

与之相反，在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没有医院、幼儿园、子弟学校，没有居委会、待业办、房产办，其职工福利及相关费用只占总投入的3—5%或很小比例，它们身上没有国有企业那样沉重的社会福利包袱，企业职能单纯而又明确：生产更多的优质产品，创造更多的价值。如果说这些民营企业家是“资本家”的话，它的含义应是“不断使资本得以积累和增值的专家”。

当一个企业未能真正行使其“企业”职能时，既谈不上“转换经营机制”，更难谈得上提高经营效益。但它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和生活稳定，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使现有的福利、服务业务逐渐与企业脱钩，自主经营，逐步由社会政府管理；新的需求由政府、社会或市场提供，使企业摆脱这些“重负”。

六、应解决“人事周期波动”的干扰

在国有企业中，长期存在着“人事周期波动”现象，就是以定期的“换届”活动产生的企业经营者心理与行为的周期性波动和消极影响。

对于一届经营管理班子来说，在其就任第一年需要熟悉情况，思考规划，调整组织，真正能够按计划进行相对有序和有效的经营管理一般是到第二、三年，进入第四年又要面临换届，处于不稳定状态，接着便是把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迎接组织考察、群众评议、工作总结、述职报告等非经营性领域，思想动荡与人事更迭，使良好有序的经营活动受到干扰甚至中断，使企业发展和应有的经营效益受到影响。对经营管理人员还助长了短期行为，缩短了企业有序有效经营的时间，处于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变更扭曲之中。这种损失无人心痛，无人负责，无人赔偿。试想如果这些资产是你个人所投，你能这样处之泰然吗？

对此，我认为在目前应尽快采取改进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影响；从长远着眼，建议建立对经营者的社会（或行业）评价制度和弹性任期制度，以根本解决此问题。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引人关注和争议的现象中，莫过于非公有经济异乎寻常的崛起和迅猛发展，而对它的理论研究却是个薄弱环节。单元庄认为，走出书院，深入经济第一线，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勇气，对这一重大社会现象进行认真的调查、思考，是时代赋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便利条件，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着力最多，贡献最大。

单元庄说，他自己是以在福海公司“实习”的身份，对福海及众多的民营企业作近距离的观察，对其体制与经营管理模式进行考察。通过对福海发展道路的分析，他总结出了民营企业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由个体发展为私营企业；由私营企业组建联合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一些有实力的有限责任公司、联营公司又进一步改制组建成包括多种经济成份并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民有混合经济”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司这样一种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并总结了这类企业的基本特征。

一、所有制关系：混合化

这类企业已抛开旧有的纯粹的个体私有性，注人了国有、集体、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具有了综合化、多元化的特征，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的融合生长。从而与旧有民族资本（包括50年代的民族资本）和个体、私人企业有了部分质的区别。但作为这类企业的主要发起者——原民（私）有企业仍保持了在新公司中的主体和控股地位，这是这类企业既与个体私营企业同质，又区别于目前国内大多数以国有的主体和基础的股份制公司的最重要最本质的一个特征。

二、组织规模：集团化

这类企业由于业务类别的不断增加，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展，在一个企业内部已无法兼容多种业务，因而按业务从企业母体分离出多个下属子公司，从而使公司本身走向集团化。目前，全国几十家自有资本量过亿元、数千家自有资本千万元的这类企业，基本上都已实现了集团化。

三、组织结构：公司化

这类企业公司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初步建立了股东、董事会、经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原则，为这类企业彻底摆脱旧的民（私）营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摆脱近代企业内部组织模式，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

四、运行机制：市场化与规范化

这类企业具有比目前大部分公有制企业更强的市场性，同时又具有比个体、私营企业更强的社会规范性。前者使这类企业能更好地适应和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在这几年中表现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短短的数年中，产值、利润与资产额以成十倍乃至上百倍地增长；后者又使这类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市场经济中和不少个体私营企业中的无政府状态和非法理行为。这两重属性的兼备表明，这类企业综合了市场机制与计划调控机制各自的优点与长处，因而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表现出很强的发展潜力。

五、创业动机：社会公益化

这类企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始人随着实力增长和地位变化而逐渐摆脱原有狭窄的直接物质性追求，创业动机由原来的改善生活、聚积财富转而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据有关部门调查，这类企业中，创业动机以社会公益为目标者占70%以上，而纯粹以个人致富为目的的所占比例很小。

六、发展机制：高积累

由所有制所派生出的强烈的自我增值机制，使这类企业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与水平上普遍采取了高积累的做法，有的企业将年纯利润的百分之八十、九十甚至百分之百投入再生产，从而产生了高增长和较高的经济与社会综合效益，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新的重要部分。

这类新企业的上述特征，不仅在企业规模、内部结构、经营特点等方面发生变化，而且在社会属性方面都已与一般个体私营企业有了质的变化，有必要赋予这类企业以新的理论界定。同时这类企业的发展，对未来国家经济结构重组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类以原有私营企业为新公司的控股者，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业已实现股份化、集团化的新型企业组织。由于在经营目标、经营行为、社会功能、组织形式上都带有极强的社会性（非私有性），因此不应再将其简单归类于私营经济和旧式民族资本；同时，由于其基础和控股主体的私有性又使之不同于以公有、国有企业为发起者和控股主体的股份公司，故仍属民营（非公有）经济范畴，是一种兼有公有、私有以至外资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型经济组织”。故称之为“民有混合企业”较为合适。

可以预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个体经营经济通过公司化、集团化走向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混合型经济，将成为民（私）营经济发展的主体模式和内部改造的一种主要趋势。这一趋势与公有制经济通过股份制走向市场化的趋势不仅同时存在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两大主流性趋势，而且两种趋势表现出一种“趋同”和共同的指向——走向综合化和混合经济。这是建国40多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又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重组与演变。这一重组和演变预示着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将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而在我国出现。一个关于“民有混合经济”的理论框架在他实践的考察分析中逐步形成。这一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可能对国家制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实际的政策、法规，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参考价值。

理论原野上的勤奋耕耘，革新与创造，使单元庄感到了生活的充实与意义，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这种劳作虽不能带给他万贯家私，却使他的精神更加富有。他说；做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来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民营企业，我面对的将是一个与共和国新时期伴生的新阶层，他们的背后则是一个颇遭非议、颇蒙疑虑，却是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形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更真实地把握这一新经济形式的本质和特点，进行真实而非虚浮、科学而非教条的理论研究与创新。

短短3年多，单元庄已撰写了30多篇论文，数十万字的笔记，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多篇专题研究报告，受到理论界的瞩目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奖励。1994年6月，中央统战部直接提名推荐他参加第二届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并当选为理事；以后又当选为广东省统战研究会副秘书长、省企业文化协会理事、珠海企业形象研究会副会长、珠海市信息学会副会长。

“探海”后的归宿

“隐忍以负重，淡泊以求索”。单元庄以此作为新生活准则。凭着深厚的理论、学识功底，凭着深沉、坚韧的执着追求，凭着自己的坦诚、自律、勤奋和虚心，他在充满骇浪惊涛的商海中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基础，取得了周围朋友的信赖与尊敬。在帮助罗忠福推进福海的事业的同时，他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高度。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源于经济现实却又超然其上的历史性思考，使其研究更加深刻。一条虽然充满风险但却更加坚实的智者之路在他脚下延伸。

当大公司的总经理自然不是单元庄的目标和归宿，读书、思考、探索、写作对他仍是那样情有独钟。他希望再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积累，能回归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殿堂，并希望在社会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在特区创办一所新型的管理学院和研究所。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执著于自己的理想追求，不管境遇发生怎样的变化，绝不随俗沉浮。而当明了己任，特立独行，务成大器！”

在生命计程中，他有着一个清醒的判定：未来十年，国家和民族将面临一场更加伟大的变革，时代需要新的理论。他准备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像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回到书房去，为未来锻造自己的理论利剑。

单元庄在福海公司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