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灵魂的圣火

迟骋李建平

周志忠回到村里，张着不可思议的眼睛，发现一切都乱了套，队上的干部全部被换了人马，过去村上没人能瞧得起的懒熊、二流子们竟摇身一变地都成了贫协、队长，在众人面前人五人六地张狂开了。

他前脚未站稳，工作组便召见了他，一个工作组员指着他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家伙竟敢畏罪潜逃！你这个家伙经济问题、粮食问题都过了‘双千’号了！你这个家伙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你这个家伙……”

猛然间，周志忠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头发丝也一根根地立了起来。尽管他是一介农夫，但因平时好学，加之多年来领导工作的磨炼和薰陶，使他养成了一种谦谦君子之风，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或者什么原因，他都没有打骂过任何一个社员，他认为那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现在，他突然感到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污辱，尊严遭到了极大的亵渎。也许是为了以牙还牙，他狠狠地骂了对方一句陕西最难听的话。骂了工作组，这还了得，几个工作组员围着他戳戳打打地厉声问道：“工作组是你骂的？”

周志忠也拉开了架势，针锋相对地说：“是你们先骂了我，你们张口一个家伙，闭口一个家伙，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咱陕西人都把男人身上最隐密的部分称家伙。你们别想在这儿骂人耍歪，更甭想在这儿打人逞能！我是个干部，也是个党员，咱有事说事，来共产党正儿八经的那一套。”

周志忠的大义凛然，把工作组给镇住了，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些乌合之众，但他们岂能在这个农村最基层的小干部面前败下阵来，仍色厉内荏地说：“那你这一段干啥去了？”

“我从61年10月受云阳公社党委派遣到黑松林水库工地领工，工程一直搞到现在。”周志忠答道。

“那你啥时回来呢？”

“工地上没人替换我，公社也没人去叫我。只要有公社党委二指宽的调令，我立即就可回来”。

“毬！”工作组员“啪”地拍了一下桌子：“你他妈的动不动就是公社党委，你拿公社党委喷谁呢？现在是工作组说了算，公社党委是个XX！”

“你把嘴放干净些，我周志忠是吃饭养大的，是受党培养成长起来的，不是吓大的。我一没多拿集体一分钱，二没多吃群众一口粮，三没把社员往邪路上引，行的端、走的正，问心无愧，岂能是你们吓唬得了的。再说，就是再社教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得共产党说了算！谁连共产党都不承认了，就不要怪我周志忠翻脸不认人！”

周志忠凭着一身磊落正气和不吃邪的烈蹶子脾气，工作组也惧怕了三分，人气马上矮了几截，先是不太敢找他的茬了，后来连一些会也不让他开了，怕其他队干部跟上他学样，那对他们采取逼、供、信而获得社教战果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最关键的是，周志忠确实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人家也不给他一个明确的结论，一只似有似无的帽子总给他在头上悬着。

那一段，周志忠真是破帽低颜过闹市，背负沉重，心情压抑到了极点。他最痛心疾首地是，眼见得生产队一天天地烂下去了，而自己又被革了职，无能为力地去管理。他报国无门，似一头在铁丝笼里咆哮的狮子，心里在沉重地滴着血。

社教运动发展到中期，农村就已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人人自危，生产瘫痪，已不是工作组所能左右了的了。出于无奈，政治笑话出现了，周志忠这个昨天的批判对象，今天又被调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上来了。

周志忠啊周志忠，你是真的过分幼稚呢？还是对恢复生产过分的迫切？竟忘了人家并没有丝毫松开过紧紧套在你脑袋上的紧箍咒啊！

周志忠复出，正赶上夏收，他在一次安排、检查生产时，刚走到一个生产队的场畔，马上感到一种不祥，只见全队人马干得热火朝天，脱出的红麦山般地堆着，却不见有一块场地摊晒。他急步走到麦堆前，用木锨一戳，一股热气腾然而起，用手一摸，都烫手了。他气得有点发颤，脸顿时黑了下来：“这是谁在这儿胡整哩？粮食敢这样糟蹋？”

这事明摆着：驻队工作组为了撵数字赶进度受表扬而瞎指挥。但工作组的意图哪个敢违抗？所以场畔上一片噤声。

即就是工作组员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真的把这一场畔麦给窝完了，那可非同儿戏。所以，在周志忠的厉声责问下，他们也噤若寒蝉。但他们马上意识到，眼前这个凶煞神般的人物不对劲，这不就是那个专政对象周志忠么？这岂了得！马上有一个工作组员上前喝斥：“翻天了，张牙舞爪的弄啥呀！工作组是你管的？”

周志忠怎能吃这一套，愤愤地说：“我连集体的利益都保护不了，还当这个支书有啥用！”掏出手帕，包起一坨窝窝麦便扬长而去。

工作组员这才慌了，他们怕周志忠真把这个事情弄大了，那他们确实把脸没处放了，便急忙撵上周志忠。周志忠也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给大权在握的工作组问不了个什么罪，便让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把群众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无独有偶，在检查三秋抗旱中，周志忠发现了一个机井的水泵没有按时接通，他在井边等候了几个小时，开机井的人还未来。他还得继续检查，又怕把马达丢了，便和另一个人将马达掂到了大队部，并留下话让守机井的人到大队来取马达。谁料，他还未将全大队的抗旱情况检查完，竟又传来了工作组正在开会商量对周志忠破坏抗旱工作的处理意见的消息……

这真使他哭笑不得。就这样，今天让他干了，明天又把他抹了。不管怎样，他不愿让生命无价值地去沤烟，哪怕只燃起一粒微小的火星。不能领着社员一起干了，他也力争干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在他政治上受迫害的日子里，他主动当过生产队饲养员，给公厕垫过土、担过粪，即就是在文革中，人们都狂热地投身到“革命”中去而无人问津生产时，他还和一位社员硬是一天两趟的、用架子车为队上将1万多斤的棉花卖给了棉绒加工厂。他还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穿过武斗的弹火，去咸阳为队上的牲口治病……他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好不容易打下这个江山，费了多么大周折，死了多少人，不会轻易地就变了颜色。正因为有这种信念，他在任何逆境中都没有迷失自己，不管是在社教还是文革中，只要是他出任大队领导，云阳中街大队的公购粮交售、棉花入仓等各项工作都名列全县前三名，这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不能不算作是一种奇迹。　（报告文学连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