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汪曾祺约稿

文/方英文

汪曾祺很突然就死了。在读者心目中，他一直是个活泼健康的老顽童，馋食贪饮，不断地写出一些古怪别致的小文章。老实说，他写的全是一些扯淡事情，从国计民生、甚至一般的人生角度上来看他的文章，那简直是没一点意思！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写了这么一些文章，却有那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他、崇拜他。他在文坛上的知名度高得要命，没有几个当代作家能与他相比。什么原因？大概是他将那种已中断了几百年的所谓“性灵派”文风再次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无非有六个字：自由、享美、好玩。汪曾祺精通西洋文学，但他自个的创作却是纯粹的民族气魄；只有半吊子作家才写那种文理不通的长句式，“有内在张力”的准翻译文学。汪曾祺的大贡献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写的。他的小说散文，许多是那帮三、四、五十年代的不合时宜的、呆鸟般的小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可以概括为“有趣的多余人”。

我有两本汪曾祺的书：《晚饭花集》，《蒲桥集》。这两本书印量不大，但它们属于那种每过几年再翻出来仍可以读下去的书，书中充满了微笑和智慧，以及细小的诗意和爱意，读这样的书，你恍然醒悟：所谓崇高，所谓美，所谓伟大与不朽，都不及活着本身更好了。

一般说来，一个作家征服的读者越多，他便越有成就感。但是，一个作家要征服另外的作家，那就太不容易了，而汪曾祺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开了一代文风，无意间收了一大批徒弟，尽管那些徒弟都是蹩脚者。

汪曾祺是作家行业里的名士、高人、XX教主。

90年，我路过南京，企图走过南京长江大桥。走到一半，发现车流中有一辆车的挡风玻璃上挂着一个牌子，牌上写着“南京—高邮”。于是我就追这辆车，追了半天才止步，因为高邮，是可爱的汪曾祺的诞生地。这是我游览金陵的唯一记忆。

94年，我到北京组稿，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地下招待所。我拿起电话，当然先给汪曾祺打。我通报了姓名，电话里说：“我知道你。”我赞美了他一通，要求上门约稿。“我住在蒲黄榆，远，不好找。”我只好通报我的单位地址，请他写了稿子寄来。“没时间呀，这两天忙得脚丫子朝天。”一口的京腔，弄得我挺尴尬。

当天下午，反倒有北京的一家刊物向我约稿，编辑请我吃饭，还有一漂亮女士做陪。我诉说了上午的约稿失败，编辑笑着说：“只因你是个男的。”晚上，这位编辑朋友又到我的宿舍来聊天，说道：“北京的作家一个个牛皮哄哄，我们也懒得向他们约稿，偶尔需要他们写点应景文章点缀版面，就派一漂亮小姐去取，保证早上去，下午就拿回稿子！”

我笑了。我想起一位散淡的、很蔑视权贵的老作家，曾主动给一位刚露头的女作者写评论鼓吹（书信体），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哪有你们女孩儿写的好呢！”怜香惜玉到这种程度，令人叹息。就因了这么一句话，那女作者一夜之间成了身价倍增的女作家了。

其实也能理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且老而弥坚。曹操曾计划在洛阳建造铜、雀二台，以纳江南美人大乔、小乔，“以娱暮年”也。歌德八十多岁时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灵感大发，写了一组他一生中最优秀的爱情诗。一位老教授曾说：人是越老越爱美，因为机会不多了……汪曾祺在他的《蒲桥集》里，有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胖大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以汪曾祺的智力，他怎么不知道呢！显然是装糊涂。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分析女人为什么要节食，是怕发胖。人胖腰粗，男人见了细腰女人潜意识里就想上去“搂一搂”，而见了大腰女人，则“万念俱灰矣”。